首页 -> 2006年第8期
新声旧韵总幽独
作者：施永秀
关键词：通俗 平淡文风 政治话语 艺术调整 支绌
一九五零年，张爱玲在《亦报》连载了长篇小说《十八春》①，讲的是一个离奇而阴惨的爱情悲剧，顾曼桢与同事沈世钧相恋，被姐夫祝鸿才垂涎，曾为舞女的姐姐曼璐为保住自己的地位与丈夫合谋，将曼桢骗奸并幽禁，命运的鬼使神差，使沈顾两人音信相隔，爱情蹉跎，十八年后才相见，但有情人只能够有一些“凄凉的满足”。
这是张爱玲沉寂二三年后的复出之作，经历过天才喷涌的“传奇”时代和刻骨铭心的爱情，时代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她熟悉的世界退出了历史舞台，崭新的社会降临，她默默打量着“换了”的“人间”，笔下的文本呈现出复杂的面貌。
一、 传奇与言情的通俗文本
张爱玲在《多少恨》的题记中坦言“对通俗小说一直有一种难言的爱好”②，少小即浸淫其间，无论是中国古典的传奇，还是晚清和近代的言情小说，或是同时代的张恨水、秦瘦鹃乃至上海小报，她都是痴迷而津津乐道。她七岁即在旧账簿的空页上练习写《隋唐演义》，十几岁又写过鸳鸯蝴蝶风味的章回小说《摩登红楼梦》，名重一时的《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也是发表在鸳鸯蝴蝶派杂志《紫罗兰》上，小说结集为《传奇》，也可看出张爱玲对于“传奇”的情结，“传奇”的精神融化在她的血液里。张爱玲虽然将一九四七年写的《多少恨》归为通俗小说，但《多少恨》只是电影改写的小说，《十八春》才是她第一次真正的通俗创作。《十八春》对于一个普通的读者，即使没有很好的文学趣味甚至较好的文化水平，也是非常好看的。《十八春》情节曲折离奇，爱情、阴谋、骗奸、幽禁、姐妹仇怨、下嫁仇人等情节元素不仅感伤、悲切，甚至有些阴寒、恐怖，骇人听闻；小说还借助一系列的巧合或误会推动情节，达到高潮：曼桢被害就是阴谋和误会、巧合联手促成的：曼璐实施阴谋的第一步就是装病骗曼桢去探病，沈世钧正巧一时负气离去，曼桢落入虎口，并被幽禁，与世钧失去联系，世钧被蒙蔽着，奔波寻找，因为难明真相，只好迷惑着、疑猜着、痛苦着，不断有一连串的偶然和巧合及人为离间强化着他的错觉与误会，终于绝望之下与翠芝结婚。
本来太多的偶然与巧合是经不起仔细推敲的，事实上，只要世钧不懈的寻求下去，总是能够搞个水落石出解救曼桢的，但张爱玲要的是一个赚人眼泪的通俗传奇，而且要一波三折，吸引住读者，她曾经说过“是个故事，就得有点戏剧性。戏剧就是冲突，就是磨难，就是麻烦。……快乐这东西是缺乏兴味的——尤其是他人的快乐”③。张爱玲利用误会、巧合给她笔下的人物制造着冲突、磨难、麻烦，而她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这些曲折、离奇的情节及大量的偶然与巧合由于有了充分的心理描写显得水到渠成，从容有致。
悲欢离合的故事最不可缺的是“情”，言情本是张爱玲最擅长的，不过她“传奇”时代的小说常是言情而无情，男女之间多的是算计、倾轧的委琐关系，而《十八春》出现了甜蜜的男女感应和温馨的情感场景，不是一般言情作品那种造作的浪漫，张爱玲捕捉到了日常男女情牵意惹的最动人的细节，这在她“传奇”时代的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而在一九四七年《多少恨》与一九五一年的《小艾》中却频频出现，也许是自身感情体验的投射吧！作者对这个言情故事驾轻就熟地操纵着，中国传统的铺垫、伏笔、穿插、呼应大量使用，自然妥帖；甚至戏剧中常用的道具也不断出现，红绒线手套，撒满雪珠的背心等充满了日常人生的情味，这是张爱玲非常擅长的地方。作者一边传达着恋人之间的感应、甜蜜、烦恼，一边又不动声色地铺垫、照应着将来的变故，曼桢个性既天真又世故，既坦率又深怀隐曲，原来是她的生命中有着“惘惘的威胁”。祝鸿才的垂涎、张慕瑾的移情、曼璐夫妻的不睦，世钧父母与姨太太的纠葛等从容地穿插着，铺垫着，看似旁逸斜出，却共同埋伏、照应着后来的大悲剧。
张爱玲一贯的写人的理念是不写完全的好人与坏人，喜欢“参差的对照”，而这部小说的人物却接近大善大恶。曼桢是张爱玲小说中最富有人性之美的女性形象，美丽、善良、坚强、贞秀，她用辛苦的工作负担着全家的生活，她家累那样重，却那样朝气蓬勃，一心向上，在恋人面前体贴温柔，在祝鸿才面前凛然难犯，正像张慕瑾所见所感“她的脚踝是那样纤细又坚强的，正如她的为人”，她不是《多少恨》中的虞家茵那样的有些屈抑的“哀怨佳人”，也迥异于一般言情作品中天使型或仙女型的女主角，她是日常人生中的一个可敬可爱的女人，表达了张爱玲通常人生的“好女人”的理想。而与曼桢形成鲜明比照的姐姐曼璐是张爱玲笔下“疯狂女性”系列中的一个，一个过气的舞女，又是一个弃妇、怨妇，惨淡、屈辱的人生使她潜意识对于纯洁、自尊、被人爱慕的妹妹心怀怨妒，她走出了疯狂的一步，这是张爱玲一贯揭示的人性丧失、性格扭曲的情形。曼璐腰际“黑隐隐的手印”，是张爱玲式的意象，恐怖而狰狞，骗奸的一幕也充满了张爱玲式的恐怖。曼璐与曼桢的比照，暗合着新社会的价值标准：曼璐是一个不劳动的、靠色相和男人生活的寄生者，无疑是糜烂与腐朽的渊薮，是旧社会的产物，在“传奇”的世界，有多少如此寄生的女性人生；而曼桢不仅自食其力，扶养弱小，又那样独立自强、朝气蓬勃，曼桢的形象可谓张爱玲对女性的一次“健全的写生”④（于青认为“女性在张爱玲笔下就不曾得到过健全的写生”）。这种新的观照目光，既源于张爱玲自身自食其力的生存，也无疑受到新社会价值观的影响。
作为“善”的对立面的是“恶”的化身祝鸿才，一个十里洋场的市侩、恶棍、流氓，过分的猥琐、无耻、卑劣，简直是令人不齿，然又是可笑的丑态百出，“笑起来像猫，不笑像老鼠”，在小说中是一个令人发噱又令人恶心的小丑。他垂涎曼桢，一次送曼桢之前，“他匆匆地向隔壁房间一钻，不知去干什么去了”，到了汽车里，曼桢闻到浓烈的香水味，才知道他刚才是喷香水去了，但因为曼桢凛然难犯，“静静地发出一股子冷气来”而鸿才只好徒然发出香气。祝鸿才既是恶人又是丑角，整个故事善恶冲突，好人被坏人算计，落入了坏人的陷阱。
张爱玲“传奇”时代的作品或可觅到“言情”或“传奇”的身影，但毕竟较“雅驯”，像《十八春》这样长篇的通俗言情故事，曲折离奇的情节，偶然、巧合密密麻麻穿针引线，人物善恶对立，在张爱玲的创作中还是第一次。
张爱玲之所以在新中国伊始以通俗言情文本重露头角，是对当时文艺环境、读者市场、自身条件几方面忖度的结果：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大众化与通俗化的文艺潮流仍然是解放初文艺的主要方向；张爱玲一贯有强烈的读者意识，她深谙小市民离奇感伤的阅读口味，解放初，上海滩的这个读者市场余温尚存，《亦报》正是这样的园地；她自身有丰富的言情传奇的贮备与才能。小说的连载颇轰动，读者反应强烈，总算没有辜负张爱玲的一番斟酌的苦心，而终于有了一部张恨水式的悲情长篇，于她也是有些安慰罢！
二、历史叙述与政治话语
虽然身处四十年代动荡的政治社会，张爱玲《传奇》时代的作品绝少关于时代与政治的叙述，封闭的时空上演着一幕幕人性的悲喜剧，而《十八春》成为一个例外。像解放初的许多小说叙事一样，人物的悲欢离合与时代变迁结合在一起，主人公在旧社会受尽苦难新社会苦尽甘来，但是《十八春》中的历史叙述未能贯穿始终，而是前后断裂，前十二回俨然是一个旧上海的言情故事，没有任何时代线索与历史痕迹，从十三回（共十八回）开始插入了有关历史政治的叙述，叔惠、慕瑾、曼桢、世钧经历了人生的磨难与感情的困境，都不满现实，遂有对黑暗统治的批判；小说将人物悲惨、抑郁、无为、多舛的生存与社会的黑暗联系起来；解放后阴翳扫尽，迎来光明，大家都获得新生，新旧社会形成对比，正符合当时文艺的流行模式。但一些政治话语显得生硬突兀，十三回叔惠批判社会的激烈言辞不仅与前文缺乏呼应，而且话语夹生：“……无论你怎么样努力，也是为统治阶级服务。还是上那边去，或者可以真正为人民做一点事情”⑤，这可能是临时添加的笔墨，连载中无法呼应前面，出单行本时依然保留下来，后面还多处出现批判现实憧憬光明的政治话语。张爱玲文本出现的这种应时的声音，虽然生涩，却是至关重要的一种政治表态，但并非“勇敢地投诚和靠拢”⑥，正如余彬所言：张爱玲有成熟而独特的社会、人生观念，不会轻易认同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但她又有一份生存的世故，知道个人的渺小，需要妥协与让步⑦，这是张爱玲写这部小说的困窘与沉重之处，虽然是天才的小说家，但不免左支右绌，着露迹象，原因是对政治的隔膜和言不由衷的创作状态。一九六八年张爱玲在美国将《十八春》改写为《半生缘》，将这些政治话语删去，小说成了一出命运悲剧。离开大陆的政治环境，张爱玲文化本性又恢复了。文本的应时之处还表现在下层穷人形象的出现，即曼桢生产后帮助她逃脱的金芳夫妇，张爱玲一贯描写上流社会没落男女，即使是低层的人，也大抵是女佣之流，几乎没有“无产阶级”的特点，金芳夫妇可算是“无产阶级”形象了，虽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但义气无私，爱憎分明，古道热肠，舍己为人，代表着光明的新生的力量，相形之下曼璐、祝鸿才之流好像是黑暗、腐朽的旧世界孳生的毒瘤，两种人群形成对比，正与流行的时代价值观念合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