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身份认同与女性悲剧
作者：王冰冰 傅宗洪
张爱玲的小说大都以上海、南京和香港为故事的发生背景，这种背景的选择，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便利，即这些城市在当时处于一种很微妙的处境之中，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首先是在这些城市开始的，其现代化程度相对较高，但中国作为具有几千年传统影响的国度，传统的消退并非一蹴而就。传统在遭遇现代时的种种矛盾、困惑和波折以及相互间的此消彼长必然有所表现，这种表现的存在为我们认识张爱玲的笔下人物特别是女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口。
下面就以《十八春》中作者所着力塑造的三个年轻女性顾曼桢、顾曼璐和石翠芝为例来探讨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复杂，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她们悲剧命运的根源。
一、曼桢：新女性与面对的尴尬
在张爱玲所塑造的女性中，曼桢受过新式教育，文化水平也较高，在她的身上更多地显现出西方现代思想的影响；从她自觉的身份意识中能看到这种影响的存在。关于“身份”，佛克马、蚁布思如是说：“一种个人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社会群体或是一个人归属或希望归属的那个群体的成规所构成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身份更多的时候往往是一种归属感，这种社会群体也是一种想象中的存在，其成规也往往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意识。因此，我们在使用“身份”的概念时，并不打算探讨其某个社会群体的成规构成，而主要从小说中女性对其身份的意识（自觉或非自觉）入手进行分析。
在曼桢的身上，她所受的教育决定了她的身份归属感，她自觉地与姐姐曼璐相区别，人为地划分界线，于是在她的眼里，她家楼上楼下就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这种区别和划分，体现的就是一种身份意识，这种差别意识是在否定不属于自己的群体中而确定自己的存在。她处处把自己与她的姐姐区别，她出去做事，兼职等等，都是为了使其一家从姐姐的阴影中脱离出来；同时在这种区别意识之外，曼桢也明确自己的身份存在，她要做一个独立的职业女性，只有这种独立才可能不重蹈她姐姐的覆辙，这种独立的姿态使她能从容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如爱情、婚姻、金钱等，而不像那些传统女性不知不觉就成为封建意识的牺牲品。她和沈世均的恋爱，从一开始就谋求这种独立，即使在被姐夫强奸后，也不认为对不起世均，这种意识明显表现出与传统的不同之处。但就是这种姿态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得她的命运充满坎坷，原因是她与身边的人和物格格不入，如果她不坚持，不想拖累对方，本可以早点和世均结婚，这样就不会有后来的悲剧；如果她不是与她的姐姐显得截然不同——清高而倔强，也不会激起她姐姐的嫉恨和祝鸿才的欲望，自然就不会有后来的波折了；如果……但是没有如果——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不是曼桢了。但曼桢的这种独立又是不彻底的；在事隔十多年后回想起此前的恩恩怨怨，唯一令她懊悔的是当年为了孩子委屈嫁给鸿才这件事，她以为牺牲自己可以给孩子带来幸福，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原因还是她的个性和强烈的身份意识，使她和祝鸿才以及其所属的圈子格格不入，她看见祝鸿才就控制不住天生的恶心和厌恶，这样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她最终选择了离开，而其结果还是回到了原点。这种经过一番努力又回到原点的命运悲剧到底是什么造成的？可以从社会历史的变迁找到答案，但与她的性格特征里某些因素也有很大关系。她的那种自觉的身份归属感和意识既成就了她，同时也使她显得与周围很不协调，她的悲剧正在这成败及彻底与不彻底之间。
二、曼璐：身份危机与寻求的焦虑
曼璐在小说中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人物，她不仅是悲剧的受害者，同时又是悲剧的制造者，而她自己并不自觉这种悲剧的存在；这种双重悲剧的承担也更加给人以震撼和无奈！笔者认为，曼璐沦为舞女和交际花，或许有很大的社会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通常所谓旧社会使人沉沦受苦的宏大叙事；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她的这种命运又是必然的吗？显然，小说并没有告诉我们，张爱玲也不打算作这样的叙述考虑。如果说曼璐沦落红尘，是情非得已，那么她嫁给祝鸿才以后的悲剧就是自愿且不自觉的了。她的婚姻充满危机，这种危机感时时压迫着她，使她寝食难安。而这种危机感又是源于对自己“身份”的某种清醒：她知道祝鸿才是一个有妇之夫并不是真正地爱她，她做过舞女，青春不再，又不能生育。她的“身份”处于一种不明不白的境地，她既不是合法妻子，又不是姨太太，既像妻子（因为是公开地迎娶），又像姨太太，这种尴尬的身份迫使她急于为自己寻求出路，而这时她母亲的一句“无意”中的话启发了她：“说来说去还是那句话，你要是有个儿子就好了！这要是从前就又好办了，太太做主给老爷弄个人，借别人的肚子养个孩子。”要想表明自己的“合法”身份，看来还是得为他“生”一个儿子，只有这样才能笼络祝鸿才。这种对自己某种“合法”身份的焦虑使得她一度失去了正常的理智，以至于和祝鸿才一起谋划让其强奸自己的妹妹！如果说她这种尴尬的“身份”是由自己的经历造成的（她没有选择，只能嫁个这样的人），她被社会塑造了自己的“身份”，而又想走出这种“身份”困境（不明不白）；这样，她的悲剧就难以避免了。她是悲剧的受害者，同时又充当了悲剧的制造者，而她制造的悲剧对象又是自己的亲妹妹；她自己被旧的社会和思想伤害，而又联合曾经埋葬自己的社会来伤害有着自己当年的影子的妹妹（慕瑾在事隔多年之后看到曼桢的时候还以为是曼璐）。质言之，实际上她是在自己制造禁锢自己的牢笼，她的悲剧是永恒的，永世难以摆脱。
三、翠芝：壮志难酬——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
翠芝是一个处于转型期社会大家庭中深闺妇女的典型形象，这种处境是由出身决定的，她的身份因此是身不由己，注定了要像周边的同辈那样 “被”嫁给一个门当户对的家庭。这里有一个矛盾，她有着某种自己的选择权，即可以对父母选定的对象说“不”，从这种权利的许可中，我们可以看出新时代的气息影响所及；但这点权利也是极有限的，她只能在被划定的范围内做出选择；而富有悲剧意味的是她又不是那种循规蹈矩的封建大家庭闺秀，我们从她的举动来看，她明显受到了“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而与自己的身边环境格格不入（这和曼桢有相似之处），心理充满矛盾和痛苦；想走出家庭，出去做事，又缺乏勇气，所以一次次的出走都以被迫回来而告终。这种出走与回归的矛盾，遂成为她心里的一个情结。所以当许叔惠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他的身上所体现出的现代文明的气息——活泼灵动而幽默风趣正好与她心中的现代情结不谋而合，这种“相遇”成就了她一生的梦，以至于在她和沈世均结婚十多年后再次见到叔惠时仍不能释怀。倒是叔惠的一番话道出了她的症结所在：你 “一直不能忘记年青时候那些幻梦”。她爱的也许并不是具体的叔惠本人，而是那种朦朦胧胧的冲破现状走出单调生活的梦想，书中这样描写她的心理感受：“她想着……她过去一直是很实际的，一切都是遵照着世俗的安排，也许正因为是这样，她在心底里永远惋惜着她那一点脆弱的早夭的恋梦，永远丢不开它，而且年纪越大只有越固执地不肯放手。”如果不自知，或许还要好些，但是她是那种既有走出传统的要求，又没这种勇气，这种觉醒后而又不能冲破的矛盾和困惑，遂使她的一生成为一个难解的悲剧。这种悲剧的产生缘于她的那种对自己“身份”（封建大家庭的闺秀和太太）的不满和挣扎以及她自己性格的软弱和不彻底。她的出走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为她寻求自己的象征，而她的回归自然就是她的这种努力的失败了，这种失败不仅仅是她个人的，也是那个时代中许许多多这样的家庭中有着新的要求的女性的失败，这种失败同时也表明了现代的脆弱和不彻底：传统何其强大！
前面我们逐一分析了曼桢、曼璐和翠芝的悲剧命运。她们三个人的生命轨迹集中体现了那个时代女性的两难处境。如果说曼桢代表的是那种接受了新的时代思想熏陶的女性，她的悲剧就在于她的不彻底，有始无终，她的反抗到头来还是回到了起点；那么翠芝代表的就是那种仍处在封建家庭和封建意识重重包围中苦苦挣扎的女性，她自己身上仍存留着浓厚的旧思想，其反抗注定了是一种没有开始的结局，她的软弱也就是必然了；而曼璐则是夹在这两种类型之间，既接受了新的时代和新的思想的浸淫，又因为环境所迫而被逼无奈走向了传统的怀抱成了传统的祭品，她的这种悲剧既是自己造成的，又是不自觉的，体现的是一种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杂交下的产物。而她们在心里都或多或少存在一种对自己身份的自觉，这种自觉因为与周围环境的矛盾，最终都变成促成她们的悲剧的原因。生命因这种身份自觉而充满希望，又因为这种身份意识而导致自己的悲剧，其结果是生命遂成为一个没有结果和原因的循环，永没有答案。如果用王德威喜欢用的一个词来形容，这就是所谓的现代性的“吊诡”，现代成了非现代的坟墓。从这个意义上看，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可悲亦复可怜，可悲的是她们充当的是自己悲剧的旁观者和制造者，可怜则是因为时代的缘故在她们身上看不到希望。张爱玲深深感到这点，所以小说的最后：曼璐病死，曼桢与翠芝也来到了解放区沈阳。曼璐的死亡显然被当作一个旧的时代终结来看，用曼桢后来追述自己的悲伤往事时说的：“好在现在——制造她（指曼璐——引注）的那个社会也已经崩溃了，我们也就——忘了她吧。”其实，应该忘掉的又何止是她！只是这种悲剧的解决方式包含了太多的无奈，不知张爱玲是否意识到这点？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王冰冰（１９８１－ ），安徽蚌埠人，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２００５级硕士研究生；傅宗洪，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参考文献：
[1] 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