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审丑与审美的双重变奏
作者：韩 啸
关键词：审丑与审美 怀疑主义 人文关怀 真爱
曾经辉煌过的余华，在沉寂了十年后，二零零五年七月以其长篇力作《兄弟》上部再次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且让人们看到了他重新恢复了创作长篇的激情。回首其二十多年的创作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其创作的轨迹。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余华在先锋精神的笼罩下，以“情感的零度”的写作策略，写出了表现家庭杀戮（《现实一种》）、江湖的恩怨（《鲜血梅花》）、幻想的暴力（《一九八六》）以及飘忽的人物关系和无常的宿命（《世事如烟》）等多篇作品。他以审丑的方式向人们展示着人性中最丑陋、最残酷、最肮脏的一面，叙写着死亡、暴力以及各种天灾人祸等非常态的社会内容，他让世界变成了没有一丝光亮的地狱，让人们感觉到了那令人窒息的绝望感。阅读他这些作品，会让人不寒而栗、毛骨悚然。但读到其九十年代以后作品时，我们会惊异地发现，余华小说却从热衷魔幻现实主义的审丑转向到了现实主义的审美。这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及沉寂十年后的《兄弟》等几篇力作中表现得十分突出。许多读者疑惑余华为什么前期那样迷恋于血腥和暴力的审丑？而后期又突然转向审美，这种美学走向原因何在？我想这正是我们想探寻的。
一
余华前期的作品，以审丑的眼光充分展示极其冷酷的血腥暴力美学。在余华眼里，大多数人都是欲望和暴力的俘虏，是酗血者，是人性恶的代言人。亲情、友情、爱情在暴力本能的迸发以及相互杀戮中无声滑落，父子、兄弟、夫妻、朋友在争斗与残杀中来展示着冷漠、敌对与仇视。这在《现实一种》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皮皮对堂弟揍耳光、掐喉管并从中享受到无限乐趣的心态而后失手摔死堂弟，已隐然阐述了人性恶之主题；山峰发现皮皮摔死了儿子，兽性大发，一脚踢死皮皮，而皮皮的父亲山岗也为其儿子杀害了山峰；山峰的妻子则充满恶意地将山岗尸体献给国家以期医生将他零割碎剐，让他死无完尸。而母亲在这整个杀戮过程中，犹如局外人，只是自顾自怜，热切地盼望儿子们来“关心一下她的胃口”。在这里作者把传统意义上的家、血浓于水的亲情解构得体无完肤。在《世事如烟》中，九十余岁的算命先生为了给自己增寿，不惜一一克死儿子；六十余岁的老妇与孙子同床而怀孕；父亲卖女儿挣钱，售女儿的尸首牟利，整篇阴风惨惨，丑陋无比。《古典爱情》《河边的错误》更是血淋淋的屠宰场，让人们看到残酷狰狞的生存世相。《难逃劫数》则是“一锅阴谋、情欲、凶杀、变态的大杂烩”。《在细雨中呼喊》虽被认为是余华先锋小说的总结之作，但通篇氛围却沉闷而压抑，小说描写了一个卑劣、狡诈、贪婪的无赖角色——孙广才。他将自己的父亲及儿子斥为“两条蛔虫”，无端地嫌恶、虐待。对于父亲的死，他会 “喜形于色”“如释重负”。他与大儿子共同出入于寡妇的卧室，乱伦调戏自己的儿媳。家庭之外同样充斥着阴谋、丑恶、陷害与歧视：苏宇凄惨地死去，冯玉青被欺凌，国庆被遗弃，学生与老师私通……人性乖戾、怪诞，被彻底扭曲了。惯常的温情被冷漠与暴力肢解得破碎支离。这里正如董小玉所说：“作者以冷漠的态度，关注人性的阴暗与残忍，无休止地炫耀丑、品味丑、欣赏丑，把人引向虚无与绝望。”
余华对鲜血和死亡的迷恋，亲情、友情、爱情旁落，家庭之外同样充斥着阴谋、丑恶、陷害与歧视，人们不禁要问，余华为什么这样钟情于审丑，原因何在？大多数人认为主要与余华的成长经历、牙医生涯及阅读了太多诸如川端康成、卡夫卡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等经验有关。因为余华是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长期被动地接受了当时的暴力话语、人际关系的紧张与不信任以及批斗、武斗中等触目惊心的暴力形式所带来的血腥场面，从而造成了他童年生活中的信任破灭，使余华感到能够确证自身存在、力所能及并能带来快感的东西，便是暴力和血腥。
然而在我看来，这些固然是余华倾心暴力，钟情审丑的原因，但是我们更不容忽视的是普遍滋生在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深刻的怀疑主义和世纪末情绪以及西方美学和文论中的审丑理论，对中国文学创作和批评产生的刺激和影响更应该是其重要原因。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社会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日益世俗化，而社会的世俗化使丑的表现获得了某种合法性和独立性，与“审美”相对立的“审丑”有时甚至是一些人反崇高或躲避崇高的一种方式。一方面，丑的描写是人的感性解放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丑的展览强烈刺激了人们的感官，它能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尤其是对畸趣的奇怪需要，因而能产生特殊的商业效果。而且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成为一种时尚，审丑已经毫不谦让地代替审美而成为了西方占主导地位的美学风格。他们认为 “上帝死了”，世界失去了终极和整一，美不过是虚幻的感觉，能够引起人强烈感性活动的只有丑及其造成的痛感，丑成了审美的核心范畴。这种时尚也随着开放的大门涌入国内。
所有这一切都为中国作家们的艺术突破提供了契机，很多先锋作家都纷纷效仿西方现代主义的写作手法进行小说创作，余华也不例外，在先锋意识的推动下，再加上其特殊的经历，余华迫不及待地要表达出自己精神与现实的紧张关系。他认为生活并不真实，而宁愿相信精神领域的真实。于是，从怀疑世界到颠覆秩序，疯狂、暴力、荒谬这些审丑的东西成了他作品中的核心语码，这样创作出一系列具有审丑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来就很容易理解了。
二
进入九十年代后，由于社会发生了巨变，生活水平在提高，人们慢慢从“文革”阴影中走了出来，特别是在现代商业社会中，人际关系显得比较缓和，人们逐渐对先锋荒诞、凶残、嗜血、游戏、梦幻的作品失去兴趣，甚至一些人开始抱怨先锋作家在“溢恶”，认为他们用丑恶埋葬了人类的“一切希望”，这时的人们关注的重心开始转向普通人的具体、平凡、琐碎生活。像池莉、方方、刘恒、刘震云等表现生活的“原生态”，更贴近读者生活，且富有感染力的现实主义作品得到了读者的欢迎。这样没有读者的先锋作家不得不纷纷逃离，“新潮小说＂走向疲软。当然作为先锋作家旗手的余华也无法再沉浸在想象的自由中，也无法躲避现实，因为现实生活却从不躲避作家，随着读者圈子日益缩小，商品经济十分现实地站在每个人面前。这时的余华开始意识到：“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表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样的目光看待世界。＂这样余华在坚守基本的创作手法的同时，其创作倾向也在发生着变化。这从他相继推出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和《我没有自己的名字》等现实题材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正如他自己所说，“并不斤斤计较善与恶的判定＂，而投身于广博且又平凡的日常生活中。以此为核心，余华看到生存的丰富意义：除了现实的依旧残酷外，小人物们卑微生活产生的超凡忍耐力、乐观精神，同样使得日常生活下蕴藏的生命力勃勃旺盛。于是余华的美学走向也开始从审丑转向了表现人们在艰难环境中所体现出来的坚忍、顽强，这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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