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走不出的困境
作者：朱立芳
关键词：困境 变形 死亡
卡夫卡于一八八三年出生在布拉格一个犹太商人家里。他的性格十分内向、懦弱，非常敏感、多愁，老是觉得周围的环境都在对他产生压迫和威胁。防范和躲灾的想法在他心中可谓根深蒂固，不可救药。他的父亲竭力想把他培养成一个标准的男子汉，希望他具有风风火火、宁折不屈、刚毅勇敢的特征。在父亲那粗暴、严厉且又很自负的斯巴达克式的培养下，他的性格不但没有变得刚烈勇敢，反而更加懦弱自卑，并从根本上丧失了自信心，以至于生活中每一个细节、每一件小事，对他来说都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灾难。他在困惑、痛苦中长大，他整天都在察言观色，常独自躲在角落处悄悄咀嚼受到伤害的痛苦，小心翼翼地猜度着又会有什么样的伤害落到他的身上。他没有得到家庭的温暖，他害怕孤独，渴望爱情，曾三次与女友订婚，却一生没有结婚。他内向、懦弱、多愁善感的性格正好适宜从事文学创作，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作家，可他从事的却是保险公司小职员的职业，他并不喜欢自己的工作，却整日奔波劳碌，忙得不可开交。他无力摆脱这样的命运，因为他和家人要生存。
而卡夫卡生活的时代正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奥匈帝国行将崩溃的时代，民族矛盾、政治矛盾十分尖锐。当时在西方，科技飞跃，经济恐慌，劳资冲突，再加上世界大战，整个社会处于变更和动荡中。敏感、懦弱的性格，孤僻、忧郁的气质，生活中的痛苦和现实社会的重重黑暗，使卡夫卡最早感受到时代的复杂与痛苦，感受着现代人所面临的生存环境及精神层面的困境：人在现代社会激烈的生存竞争的压力下，渐渐丧失自我，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时刻都有灾难感；人与人之间不能理解沟通，关系日趋冷漠乃至走向冷酷。人们无奈地处于焦虑、恐惧与孤独的困境中而无法摆脱。卡夫卡把这些寄托在他的作品《变形记》中，主人公格里高尔由人变成虫以致死亡的悲惨命运正是对此进行的形象的阐释。
作为一名推销员，格里高尔 “长年累月到处奔波”， 常年早出晚归，身体早已不适，本应请病假才是，而公司老板对待雇员却像个暴君，高高在上，毫不关心，指责他推销出去的商品数量大大减少了，甚至怀疑他有经济问题，和老板一样暴虐的秘书主任更是威胁说他在公司的职位岌岌可危。工作这样辛苦，饮食却不定时，非常低劣，所以他对自己的差事极不满意，认为这是一份“累人的差事”， 但是为了父母的缘故、为了偿清家庭的债务，他努力克制内心的不满，谨小慎微、忠于职守、勤勤恳恳地工作。但厄运却不可思议地降临到了他的头上。一天早晨，当他“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时，“却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 一个小人物，一个偶在的个体生命一觉醒来，就这样荒诞地、莫名其妙地由人变成了一只大甲虫。这是多么令人恐惧的事件，人生的悲剧是如此的不可预料、不可逃避。生活负担重，已成为现代人的通病。人们为了生存，拼命工作赚钱，犹如机器一样，这确如卡夫卡所说：“不断运动的生活纽带把我们拖向某个地方，至于拖向哪里，我们是不得而知的。我们就像物品、物件，而不像人。＂①人们生活在痛苦之中，感到压抑愤恨不平，但又没有能力，没有办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不知诸如疾病、失业、战争等无妄之灾何时会落到自己的头上。
面对无法摆脱的困境，人们有时会希望有偶然事件发生，好为自己找个开脱的理由。在艰难的生存处境压力之下，格里高尔也有不愿再继续以前的生活和工作的潜意识。他希望自我解脱，获得自由， “让这一切都见鬼去吧”。但他无处可逃，不，他还有一条逃脱的“路”，那就是去变形，摆脱自己的人形，逃离人的世界，从而不再继续昨天的噩梦。 “人类回归到动物，这比人的生活要简单得多。”②（卡夫卡语）因为没有人会去强求一只甲虫去挣钱、去承担一切责任。因此，除了为变形可能给他的差事带来的麻烦而苦恼外，格里高尔对自己一夜之间由人到虫的蜕变没有像一般人那样感到恐惧，而是觉得他的世界没有变，房间还是原来的房间，衣料样品仍在桌上摆着，墙上挂的仍是他自己从画报上剪下来的画，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变形后他觉得“身体也随之轻松起来”，“简直要相信，所有的痛苦要解脱的时候终于到来了”。从此他可以不必那么早起床，因为“人是需要睡觉的”，“还可以顶撞老板”，“把心里的气出个痛快”，这些都是他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梦想。面对生存的困境，格里高尔选择了逃避。这是一种在严酷的社会环境中，在沉重的工作压力与生活压力下无奈的选择，是人不能成为人的巨大悲哀：谁愿意自己真的变成一只甲虫？
如果说格里高尔变为大甲虫是在生存困境下的一种肉体上的逃离，得到暂时的解脱的话，变形后他却摆脱不了内心的烦恼与孤独。
格里高尔虽然变成了虫形，可是偏偏仍然保留了人类所有的感觉和情感。他为不能按时赶车上班而不安。他担心失去工作，他努力想从床上起身，继续做他“那份累人的差事”，等到还清了父母欠老板的钱，“就会时来运转了”；他看着闹钟，搞不清楚为什么自己没有按时起床，想着自己肯定“逃不过上司的一顿申斥”。于是他极力地向秘书主任表白自己“会重新摆脱困境”，“会更兢兢业业地工作”。
他为不能继续为家庭承担责任，为家人带来麻烦与不快感到内疚。当他听到家人的谈话说到“挣钱养家的问题”，他“总是放开了门，扑倒在门口冰凉的沙发上，羞愧与焦虑得心中如焚”。他对父母和妹妹的爱一如既往，并尽可能地顾及他们的感受，他费力地隐藏起自己因变形而丑陋不堪的身体以免被他们瞧见，“用忍耐和极度的体谅来协助家庭克服他在目前情况下必然会给他们造成的不方便”。
人在遇到突如其来的变故时，最需要亲人的关爱。格里高尔遇到了困难，同样希望得到家人的理解。他曾三次爬出自己的房间，他多么想看到亲人，多么想听听他们对自己的安慰和劝说，多么想得到他们的鼓励和帮助， 遗憾的是，他的举动不被家人领会，他无法与家人沟通，他的虫性语言家人无法听得见，无法听得懂，以致每一次都遭到家人的冷淡、重创。在痛苦、不安和无奈中， 他开始在墙上、家具上、房间里、天花板上爬来爬去。“最后在绝望中，他觉得整个房间已经围绕着他旋转起来，便掉下来摔在那张大桌子的中央。＂这种亲情的冷漠所造成的心中的孤独感、精神上的折磨比工作环境中友情的淡薄，比苦累差使更使人痛苦。
事实上最终将格里高尔推向死亡境地的也正是自私、冷酷的家人。格里高尔作为家庭主要成员挣钱维持一家人的小康生活之时，父母、妹妹同他的关系是亲热的，家里有一种“特殊的温暖感”。在格里高尔变成甲虫这个悲剧事件最初，他们是无比震惊、害怕伤心而无措的，但他们还抱着一线希望，妹妹开始照顾这个哥哥，母亲也求父亲别伤害自己的儿子，他们时时关心着格里高尔“行为举止怎么样，是否多少有些好转的迹象”，希望这个噩梦般的事件快点过去，格里高尔快点恢复过来，毕竟他们的生活需要格里高尔挣钱来支撑。但是格里高尔始终没能恢复过来，他的虫性越来越明显，他失去了人的习性，开始厌恶人类的食物，不喜欢喝牛奶而喜欢吃腐烂的东西，并且总是躲在沙发下或是倒挂在天花板上爬来爬去，“脚在爬过的地方留下一种黏液”，他那“穹顶似的、棕色的、被分成许多弧型硬块”的肚子和“可怜的细腿”的丑陋可怕的甲虫面目的存在吓晕了母亲，原来的生活支撑现在完全变成了沉重的经济的、精神的负担，家人感到绝望疲惫而厌憎。父亲竟然用苹果砸他，其中一个苹果陷进了他的脊背上，使他一个多月不能行动，并全身溃烂、发炎，直到死，那只苹果还一直留在他的身上。最令格里高尔伤心的是，他最亲近的妹妹对他也由同情、怜悯而逐渐变成了厌恶，她不再给他送食物，不再为他打扫房间了，把破烂的家具堆了进来。她已经没法开口叫眼前的这个“怪物”为“哥哥”了，并且对父亲说“一定得把他弄走”。如果一个人突然遭遇了其他不幸，比如疾病、残疾等，失去劳动力或工作机会，不能为别人提供利益，甚至成了别人的累赘，周围的人包括亲人对他的冷漠也许不会看得这么清楚。现在人们面对的是一只甲虫，那就无须在他面前掩饰自己内心的真实情绪。格里高尔由人变成了虫，把笼罩在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撕了个粉碎，人与人之间被纯粹的利益统治着的关系暴露无遗。人性是多么的虚伪。
没有什么比亲人的绝情更令人绝望了。格里高尔里在被所有的亲人彻底厌弃后，他的存在已没有任何理由了。他想借助亲情的力量摆脱困境的愿望最终破灭了。“他认为自己必须离开这里，他的这个意见也许比他妹妹的意见还坚决呢＂。在绝望中，在孤独中，他终于走不出一切压力、苦恼的困境，带着对亲情之爱，带着他对家人的眷恋，悄悄地离开了这个世态炎凉、人性失常的世界。死亡使他得到了彻底的解脱，而他的家人，也如释重负般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轻松愉快地准备着郊游，开始“新的生活”。一幅人性扭曲、亲情冷漠的人间图画展现在世人面前。
“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③格里高尔的困境，就是卡夫卡的困境；卡夫卡的困境正是现代人面临的困境。现代人在疏离与寂寞、孤独与绝望的困境中不断探求、寻求出路，却渐渐丧失自我，往往发现生命的怪诞与荒谬：人，发现自己处在世界庞大组织底下，竟然无路可走，这正是卡夫卡《变形记》中所要表现的。
（责任编辑：水 涓）
作者简介：朱立芳，淮阴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①金元浦：《外国文学阅读与欣赏》，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５９页。
②陆霞：《〈变形记〉荒诞与现实的梦幻结合》，《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２００３年第１２期。
③曹国臣：《卡夫卡现代派小说的创作和美学》，《外国文学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