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议论与唐诗中的议论
作者：何晓园
关键词：议论 议论入诗 理语 唐诗
议论作为一种表达方式，是以抽象概括的语言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联系以及作者的态度、主张进行阐释和证明。它的表达对象是事理，议论就是议事论理，陈述意见，具有表达的抽象性特征。议论不像描写那样把事理隐藏在形象之中，不像叙述把事理蕴涵在事件过程中，也不像抒情借助于事物来曲尽其意，而是通过概念性、或者形象性的语言径直地表达自己的主张与见解，因而又具有表意的直接性特征。议论的功能是说理，表达人对社会、自然的认识，并使读者认同，这就是议论的功能性意义。
文学作品是通过形象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的，那么，诗歌能不能发议论，或类乎议论的说明呢？或者说，议论可否入诗？古人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张戒就批评以议论入诗，他主张诗“贵含蓄”，斥责“子瞻以议论作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诗人之意扫地矣”。他说苏轼、黄庭坚及其后人“只知用事押韵之为诗，而不知咏物之工、言志之为本也”（《岁寒堂诗话》）。他批评以议论作诗和以文为诗偏离了诗歌创作“咏物”、“抒情”、“言志”的本质特征。而后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对宋朝“近代诸公”“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批评，更是成了后人公认的纲领性批评，人们对宋诗的许多批评，基本上是围绕着这几点而发的。刘克庄对宋诗“或尚理致，或负材力，或呈辨博”（《竹溪诗序》）的批评，也与严羽的话相仿。刘克庄批评宋诗“文人多，诗人少。……要皆经义策论之有韵尔，非诗也”（《竹溪诗序》）。他们的批评是建立在和唐诗对比的基础上的。严羽是鉴于“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才得出宋人作诗“以奇特解会”的结论的。刘克庄是鉴于“唐文人皆能诗”，才得出“迨本朝则文人多，诗人少”，作起诗来才有他所说的种种弊病的结论。而这正是他们及后人褒赞唐诗而贬斥宋诗的根本原因。
究竟如何看待以议论入诗这一现象呢？以议论入诗是从宋朝开始的，还是古已有之？唐诗是否就不存在这一现象？
由于严羽的批评，后人常常以以议论入诗、以文为诗贬低宋诗，与严羽所谓“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可为不幸也”相呼应，有的还认为宋诗开了议论的先河。这是一种误解或偏见。其实，诗中议论或以议论入诗并非始自宋代，宋诗的议论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叶燮《原诗》中指出：“从来论诗者，大约伸唐而绌宋。有谓唐人以诗为诗，主性情，于《三百篇》为近；宋人以文为诗，主议论，于《三百篇》为远。何言之谬也！唐人诗有议论者，杜甫是也，杜五言古诗，议论尤多。长篇如《赴奉先县咏怀》《北征》及《八哀》等作，何首无议论！而以议论归宋人，何欤？彼先不知何者是议论，何者为非议论，而妄分时代邪！且《三百篇》中，二《雅》为议论者，正自不少。彼先不知《三百篇》，安能知后人之诗也！如言宋人以文为诗，则李白乐府长短句，何尝非文！杜甫前、后《出塞》及《潼关吏》等篇，其中岂无似文之句！为此言者，不但未见宋诗，并未见唐诗。村学究道听耳食，窃一言以诧新奇，此等之论是也。”沈德潜《说诗晬语》云：“人谓诗主性情，不主议论，似也而亦不尽然。试思二《雅》中何处无议论。杜老古诗中，《奉先咏怀》《北征》《八哀》诸作，近体中《蜀相》《咏怀》《诸葛》诸作，纯乎议论。但议论须带情韵以行，勿近伧父面目耳。戎昱《和蕃》云：‘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亦议论之佳者。”王夫之《姜斋诗话》云：“谢太傅于《毛诗》取‘吁谟定命，远猷辰告’，以此八句如一串珠，将大臣经营国事之心曲写出次第，故与‘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同一达情之妙。”王夫之认为“吁谟定命，远猷辰告”的议论也不亚于写景写情的佳句。
仔细考察起来，《诗经》中议论之端倪岂止二《雅》。《毛诗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所以《雅》多为议论，如《小雅·常棣》《大雅·板》。但“国风”中如《伐檀》《相鼠》《七月》《硕鼠》，也都是以议论入诗的典型。汉之《古诗十九首》议论成分也很多；汉魏以降，赵壹《疾邪诗》、阮籍的《咏怀诗》其七十、陆机的《君子行》、陶潜的《神释》、班固和左思《咏史》、曹操《步出夏门行》、鲍照《拟行路难》等等，均莫非如此。
唐诗中的议论就更多了，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元稹的诗就多有说理议论之作，如李白的《日出入行》《战城南》《妾薄命》《行路难》《纪南陵题五松山》《田园言怀》《古风·五十九》《梦游天姥吟留别》《远别离》等；杜甫的《前出塞九首》《咏怀五百字》“三吏”“三别”《奉先咏怀》《北征》《蜀相》等；韩愈的《从仕》《杂诗》《送灵师》《泷吏》《调张籍》等；柳宗元的《净土堂》《曲讲堂》《独觉》《雨后晓竹独至愚溪北地》等；白居易的《答箭镞》《缚戎人》《轻肥》《杂兴诗三首》《赠友五首》等等，当中多有议论之辞，有的甚至全诗议论。就拿杜甫来说，他其实也是唐诗中以议论入诗的典型之一。《前出塞九首》之六“挽弓当挽强”，句句都是显豁的议论；《咏怀五百字》《洗兵马》也夹杂着“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汝等岂知蒙帝力，时来不得夸身强”一类的议论；至于《塞芦子》《留花门》等分析军国大计，更无异于政治议论诗。但后人并未将含有明显贬义的“以议论入诗”的帽子扣在唐人的头上，却常以此来贬低宋诗。金元好问在《论诗绝句三十首》中，对苏轼、黄庭坚、陈师道为代表的宋诗的议论就多有嘲讽（见其第２２、２６、２８、２９首）；到明代，这种批评达到高峰，李梦阳、屠隆甚至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若专作理语，何不为文而为诗耶？”（《缶音序》）“宋人多好以诗议论，夫以诗议论，即奚不为文而为诗哉？”（《由拳集》卷二三）更把议论和诗视为水火，这是我们所难以苟同的。
议论作为一种表现手法，是和叙事、抒情并列对举的；诗是指文体，是和散文、辞赋等并列对举的。这是不同范畴的两种概念，它们之间是相容的关系，即所有的文体都可以通过叙事、抒情、议论的方法加以表达；同时所有的表达方式也都可以适用于诗、散文、辞赋等不同文体。因此，诗可以叙述、抒情，为什么不可以议论？当然，这里有一个哪种形式更适用于那种文体的问题，一般说，议论更适合于散文，诗的本质功能在于吟咏情性、抒怀言志而不在于议事论理。但议论和诗之间决没有天然的鸿沟——诗可以是议论的，议论可以是诗的；而且议论和抒情、叙述也决非是天然仇敌，只要使用得当，完全可以互相配合，这有助于更精辟地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如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诗中先写自己的抱负，次写路上经历，最后写到家情况。开头一段就有议论，如：“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以兹误生理，独耻事干谒。兀兀遂至今，忍为尘埃没。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这是说，自己像葵藿倾向太阳，忠于唐朝，这已成为天性，不能改变。看看像蝼蚁那样的渺小人物，只该守着自己的巢穴，为什么要慕大鲸到大海里去，到朝廷上来抓大权呢？自己耻于向当权派有所营求，生活穷困，又不愿效法巢父和许由去做隐士。这些议论同一般的议论不同，它的不同有两点：一，全篇里有很多形象的描写，这些议论是同形象的描写结合着的。正由于诗人具有那样的抱负和遭遇，所以他能够描写出统治者的荒淫和人民的苦难。二，这些议论不是概念的，是通过比喻等艺术手法来表达的，是用诗的语言来说出的，因此它也是诗的。比方说自己倾心唐朝，就用“葵藿倾太阳”来作比，说渺小人物用蝼蚁来作比，说小人专权用蝼蚁慕大鲸来作比，说不愿隐居用终愧巢由来作比。这就同一般抽象议论不一样了。这是杜甫古诗中的议论，再看他在近体诗中的议论。《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诗前四句主要是描写，后四句是议论。此诗在描写中透露出诗人对诸葛亮仰慕的心情。由于心情的迫切，所以一开头就提到何处寻。寻到后又感叹“自春色”、“空好音”，流露出无可追攀的感慨。由于这样描写，便同后面议论相呼应，感情强烈。另，此诗的议论中含有许多故事，具有高度概括性，能唤起谈者的许多联想，从三顾茅庐到隆中决策，到扶阿斗和六出祁山，直到五丈原头积劳病死，它跟一般抽象的议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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