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王羲之书法接受史研究

作者：徐玉如

　　王羲之书影响的第二个方面是历代书法家对技艺的借鉴、创新。王氏后裔是一支重要的生力军，如王昙首、王僧虔、王褒、王慈、王志、王筠、智永等。历朝历代的书法家大都从王羲之身上汲取了营养。南唐·李煜在《评书》中指出：“善法书者，各得右军之一体。若虞世南得其美韵而失其俊迈，欧阳询得其力而失其温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其变化，薛稷得其清而失于拘窘，颜真卿得其筋而失于粗鲁，柳公权得其骨而失于生犷，徐浩得其肉而失于俗，李邕得其气而失于体格，张旭得其法而失于狂，献之俱得而失于惊急，无蕴藉态度，此历代宝之之训，所以夐绝千古”，这段论述可以看出王羲之书法对后世的巨大影响。这一接受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明代评论家项穆在李煜评价的基础上，继续评论道：“逸少一出，会通古今，书法集成，模楷大定。自是而下，优劣互差。……智永、世南，得其宽和之量，而少俊迈之奇。欧阳询得其秀劲之骨，而乏温润之容。褚遂良得其郁壮之筋，而鲜安闲之度。李邕得其豪挺之气，而失之辣窘。颜、柳得其庄毅之操，而失之鲁犷。旭、素得其超逸之兴，而失之惊怪。陆、徐得其恭俭之体，而失之颓拘。过庭得其逍遥之趣，而失之俭散。蔡襄得其密厚之貌，庭坚得其提衄之法，赵孟兆页得其温雅之态。然蔡过乎抚重，赵专乎妍媚，鲁直虽知执笔，而伸脚挂手，体格扫地矣。苏轼独宗颜、李，米芾复兼褚、张。苏似肥艳美婢，抬作夫人，举止邪陋而大足，当令掩口。米若风流公子，染患痈疣，驰马试剑而叫笑，旁若无人。数君之外，无暇详论也。”项穆的评价是否公允，后人自有评断，但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王羲之对后世的巨大影响。
　　王羲之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南朝羊欣、王僧虔、萧衍、萧子云等，大大推广了二王体系，从而为唐代的“王学”高潮铺垫了深厚的基础。第二个阶段是唐宋代，书法巨匠多于历史上任何一朝，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陆柬之、薛稷、李邕、孙过庭、徐浩、李阳、颜真卿、张旭、怀素、柳公权等都是此中佼佼者。五代以降，李煜及苏、黄、米、蔡等承前朝余绪，刻求意趣上的创新，在前代的窠臼中开拓前进。赵孟兆页可以作为第三阶段的代表，明清的祝允明、文征明、董其昌以及清代的梁同书、王文治、翁方纲都是写王体而又有新意的书法家。
　　王羲之书法，不仅在国内得到公认，而且在海外影响深远。天宝十三年（７５４年），鉴真和尚携带大批书法作品抵达日本，其中有王羲之《丧乱》《二谢》《得示》三帖，为日本皇室所藏，王书开始传入日本。元和元年（８０５年），日本人空海回国，带回王羲之等书家墨迹一大批，从此中国书法大兴于日本，有“三笔”、“三迹”等代表书法家。“三笔”指空海、嵯峨天皇、橘逸势。空海归国后潜心书法，将王羲之的书法艺术融会贯通，善作篆、隶、楷、行、草各种书体，被人誉为“日本的王羲之”。嵯峨天皇和橘逸势其作品均有王羲之余韵。其“三迹”是指小野通风、藤原佐理、藤原行成，这三人熟习王羲之书体，把王羲之书法融入日本书法之中，使之日本化，创造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日本体。朝鲜为中国近邻，其书法受中国的影响很大。如韩石峰，有摹王羲之《兰亭序》《草书千字文》等众多墨迹流传于世，朝鲜王朝派往中国明朝的使团中，韩石峰每次必以写字官的身份出现，他是朝鲜书法史上学习王羲之书法艺术成就较高的一个。
　　通过对王羲之书法效果史、阐释史、影响史这三大方面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只有经过一代又一代读者的不断接受，才有王羲之书法的真正的价值。艺术作品是多要素、多层面的审美结构，尽管时代不同，人们接受王羲之书法的用意也不会相同，但如果没有后人对王羲之的接受，我们不可能对其有很深入的了解。同样，正因为王羲之书法有极强的可接受性，才使后人对王羲之书法进行多角度的接受，从这里可以再一次看到接受史研究的必要性。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徐玉如（１９５５－ ），山东省临沂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及书法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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