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神性化人物的世俗化解构
作者：黄德志 首作帝
历史题材小说是现代小说中的重要一域。一般说来，历史题材小说的产生与社会时代背景紧密相关。出于某种原因，作家不便于把现实生活作为表现对象，而不得不借历史题材小说来隐晦曲折地抨击、鞭挞现实社会，表达出对社会现实的不满。特别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为历史小说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时代土壤，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了一次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的高潮。在这次历史题材小说潮中，不论是侧重现实主义描写（如茅盾、郑振铎）或浪漫主义抒情（如郭沫若、郁达夫）的历史题材小说，还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如鲁迅）的历史题材小说，其基本特征皆表现为具有强烈的现实战斗性，目的皆在“古为今用”“以古鉴今”，批判现实。施蛰存创作历史小说的目的显然与大多数作家并不完全相同，而是“想写一点更好的作品出来”，“想在创作上独自去走一条新的路径” ①。
施蛰存所谓“在创作上独自去走一条新的路径”，首先就是运用弗洛伊德潜意识——本能理论去重新塑造历史人物或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弗洛伊德提出了以潜意识为基础的人格学说。早期弗洛伊德虽主张人类精神的意识——潜意识的“二部结构”，但实际上却把它视为由潜意识、前意识和意识三个层次所构成的。晚期，弗洛伊德又做了修订，提出了“人格三部结构”说，认为人格是由本我（Ｉｄ）、自我（Ｅｇｏ）和超我（Ｓｕｐｅｒ－ｅｇｏ）三部分所构成。但无论前期，还是后期，弗洛伊德皆以泛性论为基础，把“本能”作为人格发展的动力。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潜意识心理世界是各种本能欲望、情绪所构成的非理性王国，归根结底，它起源于人的先天的本能，而本能是人的生命和生活中的基本要求、原始冲动和内驱力。因而，弗洛伊德是一位泛性论者，他把人的行为、动机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均涂上了浓厚的性的色彩。受其影响，施蛰存严格运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在历史题材小说创作中着意去挖掘人物潜意识中的本能欲望，《石秀》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石秀》是一篇描写病态、变态性心理的杰作，是弗洛伊德性压抑、性变态理论在文学上的翻版，可以看做施蛰存心理分析小说的代表作，亦是施蛰存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的典范之作。
《石秀》取材于施耐庵《水浒传》第四十四回至四十六回有关石秀的故事。《水浒传》中的石秀是一位侠肝义胆的英雄好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怂恿杨雄杀掉妻子潘巧云，更多的是缘于结拜兄弟之间的“义”。原著中的石秀是“义”的化身，是“英雄”的化身。在故事的流传过程中，石秀像其他水泊英雄一样，已几乎衍变成为一个神性化的人物。
施蛰存在创作《石秀》时，摒弃了人物间外部的情节冲突，而将审美视角转向石秀的内在心理，细致地剖析了石秀对潘巧云肉体的迷恋，以至于发展成为“施虐狂”“杀人狂”，揭示了石秀潜意识中类似于饥饿的性本能。
石秀年轻，健壮，因此，具有正常人的本能欲望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石秀直到二十八岁在结识杨雄之前，“却是这样披风戴雪的流落在这个举目无亲的蓟州城里，干那低微的卖柴勾当，生活上的苦难已是今日不保明日，哪里还能够容许他有如恋爱之类的妄想”（本文中有关《石秀》的引文，皆引自施蛰存《十年创作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改善环境的第一夜，石秀躺在义兄杨雄家“软绵绵的铺陈”上，竟“觉得一时不容易入睡了”，于是他想起了白日中刚刚有一面之识的杨雄之妻、自己的义嫂潘巧云，陷入了性幻想之中，“他所追想得到的潘巧云，只是一个使他眼睛觉着刺痛的活的美体的本身，是这样地充满着热力和欲望的一个可亲的精灵，是明知其含着剧毒而又自甘于被它的色泽和醇郁所魅惑的一盏鸩酒。”然而，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使石秀随即意识到这种幻想的“可卑”：“看见了一个美妇人而生了痴恋，这是不是可卑的呢？当然不算得什么可卑的。但看见了义兄的美妇人而生痴恋，这却是可卑的事了。这是因为这个妇人是已经属于义兄的了，而凡是义兄的东西，做义弟的是不能有据为己有的希望的。”这里姑且不谈石秀把女性作为男性附庸的男权观念，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文明与性欲是相冲突的，“文明”除了促进物质工具的进步、个体力量被群体力量所代替，同时却忽略了人性的特殊过程，对人的本能尤其是性欲本能肆意否定和横加限制，“文明限制性生活的倾向像它的扩大文化阵地的其他倾向一样明显……禁忌、法律和风俗习惯强加了更多的约束……文明对于性欲的做法就像一个民族或是一个阶层的人所作所为一样，使另一方遭受到剥削。” ②因而文明与性爱的发展是相悖的，文明程度越高，对性爱限制、压抑也就越严重。在文明社会中，本能欲望受到社会、伦理、宗教、法律等文明的制约，这种欲望长时期受到压抑而得不到宣泄，在未能走上升华的途径或者欲望与文明的冲突过于尖锐时，人的精神往往会转向病态、变态。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石秀潜意识中的本能欲望被意识中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压抑着、约束着，不能得到正常的发泄和满足。
作为侠肝义胆的英雄，石秀深受传统伦理纲常观念的影响，必须讲求纲常侠义，对于结拜兄弟的妻子不能存有任何的非分之念。这一意识根深蒂固，强大无比，不可逾越，因此石秀对潘巧云一直不能有、也不敢有任何的越轨行为。而作为肉体“凡人”，健壮的石秀又抵制不了比常人更甚的七情六欲，本能欲望始终残酷折磨着他。但意识中的道德力量起着主导作用，强烈的本能欲望一直被压抑在潜意识中而得不到发泄、满足。弗洛伊德认为，性本能通过“升华作用”把原本的“性目的”转变为一种与性目的有心理关系的“非性目的”，但“本能中能转移（或升华）的成分也不能无限制地增加，不管作出多大努力也是如此。要想使其他绝大部分自然本能顺畅和谐，某种程度的性的直接满足仍然是完全必要的；反过来，这一需要的任何挫折，都将伤害个人的生活能力，带来无限的痛苦，甚至使之成为病态的” ③。石秀 “允许自己尽量的耽于对潘巧云的妄想，而禁抑着这个热情的奔泄”，常常游移于幻想与自责之中，潜意识中的本能欲望与意识中的伦理道德发生激烈冲突，正是这种无以发泄的欲望本能最终导致了石秀的病态心理，由“施虐狂”发展成为“杀人狂”。
石秀的这种病态心理在他发现了潘巧云与和尚裴如海的奸情后走向激化，一种受侮辱的懊丧与失恋的悲哀使他不能自已，终致扭曲而发展为变态。在勾栏中，石秀把妓女当作渴慕已久的潘巧云，“几乎要发狂似的迎上前去，抱着她的小腿，俯吻她圆致美好的脚踝”；娼女不小心割破了手指，石秀感觉到“在那白皙，细腻而又光洁的皮肤上，这样娇艳而美丽地流出一缕朱红的血”，“如像一粒透明的红宝石，又像疾飞而逝的夏夜之流星”，他“诧异着这样的女人的血之奇丽，又目击着她皱着眉头的痛苦相，石秀觉得对于女性的爱欲，尤其在胸中高涨着了”，石秀因心理扭曲而变为一个十足的“施虐狂”；杀了头陀和裴如海和尚后，闻着血腥味，“石秀的精神好像受了什么刺激似的，不觉地望上一壮”，看着手中紧握着的尖刀，石秀竟然产生“天下一切事情，杀人是最最愉快的”感觉；对自己爱恋着的美艳的潘巧云，石秀由“因为爱她，所以想睡她”发展到“因为爱她，所以要杀她”的“奇妙的思想”了。石秀由“施虐狂”更进一步发展为“杀人狂”，翠屏山的杀戮场面及石秀当时怪诞的感觉将石秀的变态心理推向了极致：石秀看见迎儿“皓白的肌肤上，淌满了鲜红的血”，“觉得反而异常的安逸，和平。所有的纷乱，烦恼，暴躁，似乎都随着迎儿脖子里的血流完了”；当他望着“发着悲哀的娇声”的潘巧云时，石秀想到的是从她“肌肝的裂缝里，冒射出鲜血来，究竟奇丽到如何程度呢？”石秀一一看着杨雄的动作，“每剜一刀，只觉得一阵爽快”，看着那些“泛着最后的桃红色的肢体”，“又觉得一阵满足的愉快了”。在施蛰存笔下，石秀失去了英雄豪杰的大仁大义，终于被解构为一个由于本能欲望受到压抑而至病态、变态的凡夫俗子。
施蛰存从人性的角度来发掘石秀潜意识中强烈的本能欲望，在这种强烈的本能欲望的展示中，石秀经历了一个从神性化的“人”到世俗化的“人”的还原过程，神性、英雄气丧失殆尽。施蛰存用弗洛伊德主义的眼光，不无夸张地渲染石秀这一英雄人物被压抑的潜意识中的本能欲望，赋予英雄人物一种强烈的生命冲动力。施蛰存笔下的石秀充满了凡人的欲望，甚至是一种远低于常人的病态的、变态的欲望，英雄气沦为凡人气、世俗气，从而把石秀的神性还原为世俗性，形成了一种世俗化而非英雄化的倾向，达到了对神性化人物的世俗化解构。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黄德志（１９７０－ ），江苏丰县人，文学博士，现为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首作帝（１９７４－ ），文学硕士，现为安徽新华学院中文系讲师。
①施蛰存：《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施蛰存《十年创作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８０３页。
②[奥]弗洛伊德：《文明与缺憾》，《弗洛伊德文集·文明与缺憾》，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４８页。
③[奥]弗洛伊德：《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人的不安》，《弗洛伊德文集·性爱与文明》，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２６２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