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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叙事中的女性形象
作者：任葆华
关键词：沈从文 湘西小说 男性叙事 女性形象
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独标一格，别具魅力。她们迥异于同时代的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她们不是被拯救的对象，也不承载反封建反传统、疗救社会的使命。她们是自然女性①，性格中社会性内涵已淡化，并且皆柔美如水、恬淡自约，体现了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这种理想性的生命形式对我们读者构成了一种强大的“审美磁场”，使得我们在阅读时身不由己地站在叙事人的立场，并不知不觉地进入欣赏状态，从而忽略了隐藏在那些女性形象背后的男性的眼睛，忘记了她们是男性眼中的女性形象。在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男性往往承担了叙述视角的功能，在叙述话语上处于权威者的地位。因此，这些女性形象的身上不可避免地也就打上了男权文化的标记。
一
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多是自然女性，并且几乎个个都是美貌无双、聪慧过人，而且恬淡自守，可以说从外表到内心皆姣好无比。因为在沈从文看来，“上帝创造女子时并不忘记他的手续，第一使她美丽，第二使她聪明，第三使她同情男子” ②（《一周间给五个人的信摘抄》）。如《边城》中的翠翠、《三三》中的三三、《长河》中的夭夭、《阿黑小史》中的阿黑，她们就像是自然山水中的精灵：恬静、柔美、纯净、天真、健康，与湘西的自然山水融为一体。尤其是翠翠简直就是大自然美的杰作：“在风日里长养着，故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竹林就是她的家园，连她的名字也正取自那满山逼人的翠色。在这里，人与自然交汇融合，相得益彰。在对男性配偶的选择上，湘西世界里的女性遵循的是生命本能的自然选择，绝无物欲的掺杂。翠翠爱上傩送，只是因为他那歌声在夜梦中曾浮起自己的灵魂，而非因他是富有的船总的儿子；夭夭和三三在爱情中虽有对新生活的向往，但所表现出来的也与物欲无关。湘西这块土地，为她们提供了自由生存的空间，也为她们提供了独立的情感选择的氛围和勇气。在恬然自处和对爱的执著追求中，她们身上显出健康向上的人性美。
在男性作家的笔下，年轻的女性常常被用来象征“真、善、美”或纯净的自然，但仅仅是象征而已，我们不能由此就认定女性整体在这些作家心目中有多高的地位。尽管沈从文曾不无动情地讲过这样的话：“我觉得天下的女子没有一个是坏人，没有一个长得体面的人不懂得爱情。一个娼妓，一个船上的摇船娘，也是一样的能够为男子牺牲、为情欲奋斗。比起所谓大家闺秀一样贞静可爱的，倘若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心，女人的心是在好机会下永远向善的倾向的。女人的坏处全是男子的责任、男子的自私，以及不称职才是女子成为社会上诅咒的东西。” ③这和曹雪芹借贾宝玉之口说的“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儿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那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简直如出一辙，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女性崇拜的倾向，然而就像贾宝玉钟情的只是“女儿”，对“妇人”则惆怅得不得了一样，沈从文也是如此。据他的学生汪曾祺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中回忆，沈先生读过的书，往往在书后写两行题记。有的是记一个日期，那天天气如何，也有时发一点感慨。有一本书的后面写道：“某月某日，见一大胖女人从桥上过，心中十分难过。”在沈从文看来，从桥上过去的应该是少女的倩影，这样才是符合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美的境界，而偏偏过去的是一大胖女人，便觉伤心不已。因为这个女子失去了自然形体美，而且又是个妇人。女儿总是要变成妇人的，这在贾宝玉、沈从文们看来，竟是女性的悲剧。这也大概是沈从文总是不愿意自己笔下的自然女性人物的爱情有个完满的结局的原因吧。像翠翠与二老傩送的爱情刚刚含苞待放，便遭风雨侵蚀；三三的爱情还没等她明白过来，那个“城里人”就已病死……她们的爱情无一不是以悲剧收场。由此看来，沈从文心目中崇拜的并非女性整体，而只是自然女性，并且其中肯定潜藏着某种深层的难以言明的心理动机。
人类自从走出生命的摇篮——自然母体的怀抱之后，即作茧自缚于人类自己创造的物质文化环境。这是个对生命极其陌生、极其冷酷的地方，于是人从内心里都有逃往伊甸园的潜意识冲动。对于受尽现代都市恶俗文化播弄而早已疲惫不堪、灵魂焦躁的沈从文来说，最大的渴望慰藉莫过于重返自然，重回人类生母的怀抱。不幸的是，被现代都市物质文化浸泡出来的各种奢望使他不可能再融归于自然。因此，自然在他那里就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月亮”，只能作为一种精神感召，高悬于同他一样的世人焦渴的生命体上。在男人的心目中，自然与女性有着相通之处，她们都与神秘的生命现象直接相关，而作为女性美的载体的女性是最直观的生命创造者，自然也是作为为培养维护生命之流而在令人神往。于是女性，特别是纯洁的女性美，就常常成为自然的替代物吸引着男性贪婪的眼睛。另外，两性关系作为维护种族生命之流的最重要的自然法则，它同维系人个体生命的食欲一样，是人类文化和物质环境只能扭曲而无法取消的生命需求④。于是男性作家常常能在女性那里获得创作灵感与精神慰藉。这也是促使男性作家对女性美顶礼膜拜的原因之一。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这种崇拜背后的功利性因素。沈从文在小说中竭力淡化女性形象性格中的社会性因素，而凸现自然性因素，其潜在动机就是将女性物态化，成为自然的替代物，来使他在都市文化环境下早已伤痕累累、焦躁不安的灵魂得到抚慰和呵护，并使处于困境中的他重新燃起生命的希望之火。沈从文笔下的男性主人公同他一样，就常常从女性人物那里得到安慰和满足。如《柏子》里的柏子，虽然在吊脚楼上的女人那里耗尽了一个月的精力和积蓄，但在那官能的愉悦中他“忘了世界，也忘了自己的过去和未来”，是那可怜的女子的温馨与缠绵润泽了他干涸的心灵，让他凄冷寂寞的水上日子有了一份温馨和牵挂；《连长》中那位妇人用“炭火”和“烧酒”将连长的心牢牢箍住，让他在温柔乡里沉溺忘返，以至于后来将军营中的火爆之气全化尽，并搬到妇人处办公。可以这样讲，沈从文笔下的自然女性形象背后总是离不开男性那世俗气很浓的审美眼睛。一般来讲，男性作家尊崇女性、欣赏女性、讴歌女性乃至神化女性的背后，通常潜藏着男性作家难以言说的欲望化的深层的意旨，那就是将女性物态化为自然的替代物，并以此来慰藉自己焦躁不安的灵魂。女性作为自然的替代物固然给男性带来温馨与慰藉，但女性毕竟不是自然，也不是自然的摹本，而是被男性作家硬性从自然中拖出来的牺牲品。在男权文化霸权下，男性作家关注的是女性美，而不是女性，因为女性美给男性创作主体和欣赏主体留下十分宽广的想象空间，在那些纯真的女性身上男性往往能得到排他性的精神慰藉，在钟情或下嫁给某男子的美女叙写中，男性作家在想象性的叙事中替代了那个“幸运”男子，从而获得精神上极大的满足。一般来说，“在男性的话语的‘牢笼’中，女性是无法建立自己的话语家园的。因为她们在不断的被叙述时只能为男性提供意义而得到意义反馈，这是主客体之间因为性别差异和权力不等而出现的难以消除的二元对立关系。” ⑤身处男权社会这样的文化意识形态的大环境，沈从文也没能摆脱这种历史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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