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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亚洲诗歌后现代艺术走向解读
作者：沈 健
关键词：黄亚洲 诗歌 后现代 价值取向
一、 引言：变迁之始
一九九四年黄亚洲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个人诗集，书名《无病呻吟》。这个有着Ｈ·Ｃ·米克所谓“总体反讽”色彩的命名，微妙地传达了黄亚洲诗歌写作的风格转向，也微妙地暗示了读者对这一变化可能会持有的暧昧态度。在这部封面题有“现代汉诗”的小册子《代跋》中，诗人慨叹如下：
“过去有过那么些年份，我被称之为诗人，因为那个年代写标语的很多写诗的很少。倏忽之间，二十年已逝，世道大变，我也变，变得无论圈内人还是圈外人，都不再认我是诗人。”我非常理解诗人的沧桑感慨，再也没有比身份认同遭到怀疑而带来的尴尬更为吊诡的事了！尤其是，在诗歌这一神圣领域，对一个痴心不改地写了十多年，并且准备大显身手写下去的诗人，突然遭到了身份的质疑与群体的罢黜，怎一个“无病呻吟”了得？更何况，黄亚洲所遭遇的诘疑是代际性的：
“我们这档年龄老是使我们很尴尬。新的和老的都不认我们。不光是诗界，在许多领域，我们这茬子人都处于一种不明不白的境地，在未来的考古学中，我们大概是连结两种地质层的粘合剂，或者叫做隔离物，或者不三不四什么也不是。” ①
需要我们追问的是，这些“自嘲”文字究竟是一种表意的修辞策略，还是一种真实的心理信息？也就是说，潜藏在黄亚洲话语背后的旨趣，究竟是某种真实的牢骚，还是一种颇为自信的反话？
具体语境中话语的含义是非常复杂的。十多年倏忽而过，当年黄亚洲的尴尬非但没有消失，反而被加倍地放大，以致成了诗歌本身的吊诡与尴尬。在经济成功意味着终极成功的评价体系中，诗歌、诗人、诗学这样一些非实用话语的存在与身份都陷入了与时代无法谐拍的“他者”窘境，诗人甚至被善意地称之为“弱势群体”，并且真的成了“不三不四什么都不是”的异体存在的某种象征。②
然而，就在这一总体背景中，黄亚洲——这个在影视界广获声誉的著名剧作家却一以贯之地像一个东方西绪弗斯，在明知吃力不讨好的缪斯山坡上推搡着一种一意孤行的诗歌创作，他似乎决意要将自己认定了的诗歌——也就是《无病呻吟》中自觉的风格转向进行到底。几十年来，他不但“从未中断过诗歌创作”，而且，“中年以后，特别是一九九八年以来，他更是以一位沉思者的形象行走在大地和历史的风景之中，写出了一系列风格独具、俯察宇宙人生的作品” ③，并先后出版了《磕磕绊绊经纬线》《父亲，父亲》等诗集。
为什么一个诗人在“新的老的都不认”的认同危机中还固执地“委任自己当诗人”，并且“战战兢兢”写诗、发诗、出诗集？④在他的那些从来不肯放弃乌托邦冲动的文本中，究竟储藏了哪些独特的个人地质信息，以及时代、历史踪迹？
二、 个体承担的理性写作
黄亚洲生于一九四九年，属牛，六七届高中生，属于“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一代⑤，当食指写下《这是我最后的北京》的时候，黄亚洲也告别杭州，来到了浙北乡下，开始了一种波希米亚色彩的生活。白天或者公共场合，读一些夹杂着马列著作的宣传资料，写一些思想总结文字；夜晚或者私密时分，咀嚼那些被称之为“毒草”的文化读物。这种特殊经历造就了黄亚洲那代人特有的思想介入、社会承担和文化质疑的群体无意识，而接受这种无意识驱动的创作往往呈现出鲜明的个体承担的价值取向。
然而，与《今天》派一代不同的是，黄亚洲开始大量写诗的时候，是在上一世纪八十年代，也就是他在影视业开始走红之时。在《开天辟地》《日出东方》等主流影视获得巨大成功之际，他的身份与内心发生了十分暧昧的分裂，“把谋生留给影视，把灵魂留给诗歌”的个人生存形态悄悄出现。⑥为了消解其间的尴尬与吊诡，黄亚洲开始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旅行。一方面，他近乎狂热地开始地理考察，境外的俄罗斯、澳大利亚、意大利、加拿大、伊朗，境内的内蒙、西藏、青海、黑龙江、湖南；另一方面，他近乎放纵地启动了心理宣泄的阀门，大量即兴、随手、匆匆挥就的诗歌出现在他的笔记本上。诗，正是在这样的时刻真正进入他的内心生活之中，以“写诗的时候，觉得一个人特别放松”的功能，抚慰着诗人肉体内蕴着的公域“超我”与私域“本我”之间的精神紧张。⑦
一般意义上说，对一个功成名就的中年人，写诗、写散文往往会被敷衍成风雅社会、缀饰人生的艺术行为，其目的在于为自身添加文化积累，甚至包装贴金。黄亚洲却完全悖反这一常规程序，几近固执地保持着诗人的价值理念，“偏执于在绝对轻灵的诗句中负载绝对沉重的东西”、试图挖掘“植根于精神内部的东西” ⑧。这种“植根于精神内部”“沉重的东西”是什么呢？
为了嫁给叮当作响的镣铐／她们穿越了整个俄罗斯∥她们如愿嫁给了粗糙的洗衣板／嫁给了破损的铁勺／她们惯于在雪中的小木棚里／点亮半根蜡烛／庆祝又一个婴儿降生／这时候，她们的丈夫一般会哭／而她们则始终微笑／她们不是十二月党人／但是却一齐嫁给了／十二月的风暴。
——《赤塔：十二月党人教堂》
爱的追求与苦难的承担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人类理想主义的光辉。十二月党人妻子的“微笑”，在黄亚洲笔下，就是这一光辉的源头之一。诗人在这里倾情歌颂的，正是近年来时尚社会所忽略甚至抛弃的。“嫁给镣铐”“嫁给风暴”，在这里不是作秀与矫情，“嫁给”在婚恋文化中具有爱、成熟、责任、奉献、无悔等社会内涵，是感性的爱情深思熟虑的终端成果，即婚姻程序的引入。“嫁”，既标志着现代社会规范性的合法认可（必须办法律手续），也表征着经验性的民间认同的开始（必须向家族与社会公布），对汉文化中的个人而言，谈婚论嫁乃是事关身家幸福的终身大事。诗人用优秀女性的婚嫁来隐喻人生的信念追求，既明白如话，又意味绵远。
通读黄亚洲的文本，博爱、正义、真理、使命感、神圣性、终极性……这样一个价值谱系，如同“一种源自天国的尺度”（王彬彬语），织成了一张拯救之网，试图通过自我的拯救而赎救正在沦丧的人心。这是一种审美道义的忧患，一种个体自觉的载道，因与九十年代以来以世俗面目呈现的经济意识形态保持疏离而略显孤傲。
在柴达木盆地骑骡游走是浪漫而轻松的，但诗人兴高采烈的“想象的镰刀”，却从中收割到哈耶克“通往奴役的过程”：“骡哟，骡哟／我现在已明白世上所有的浪漫，都有痛苦的支撑”，于是灵魂提升，肉身下沉：“我此后唱出的／所有优美的歌声／都可能／出自驴唇”。
人生本是一场观光旅行，在绝对平等理念下相对不平等的旅程中，每一个旅行主体都应该先验地保有宗教的不忍情怀，并由此而肩起世俗的社会责任。面对无所不在的上帝和自然，面对“一个伟大的人、旷百世而一遇的人说话的地方”，“小人物必须沉默” ⑨，在这首《骡走孟达天池》中，黄亚洲以憨厚的“骡唇”意象，悄悄地袒露了他的“小人物必须沉默”的敬畏与担当。
而在梵蒂冈博物馆，当诗人见到“走进油画的彬彬有礼的兵士／手持绞索，像敬献花环一样／献给异教徒的脖颈”的时候，不禁心室悄然抽紧：“在梵蒂冈，我不能大声地说些什么／再说，我的声带／也不够坚韧／我只能于心房的某个阴暗角落／驱动一辆牛车／发出一种／吱纽吱纽的声音”。灵魂的震撼带来的是肉体的承重，“心室之瓣膜的肌肉群／在牛轭之中／悄悄抽紧”（《梵蒂冈博物馆》）。这种不堪承受的生理感受，幽隐传达的是一种人格净化，更是一种灵魂拷问，而这样自我煎熬式的文字，只会出自心怀道义的承担者肺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