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张炜小说的人称问题
作者：高 山
三、个体与群体：“我”与“他们”
如果作家在创作中，批评家在批评中，没有发现人与世界的限度，没有逼迫现实生活现出“原形”，没有发现超越这种限度的可能，那么我们有理由说他们是失职的。
史铁生的《病隙碎笔》中有一段谈论爱情的话，“谁也别吓唬人，别想再用人类之爱、民族之爱或祖国之爱一类的大词去淹灭通常所说的爱情。……套用一下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那句话吧：不能用贬低个人爱愿来确认人类之爱的崇高。……‘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疑问在于这后一抛。这一抛之后，自由到底还剩下什么？”也许只剩下了一些空洞的大词汇，而这些大词汇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大我”压制“小我”的工具。在隋抱朴身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身上承载着过于沉重的历史重负，而《共产党宣言》在他这里也变成了个体苦难合理化的最好解释。难怪刘小枫会说：“在人民伦理的大叙事中，历史的沉重脚步夹带个人生命，叙事呢喃看起来围绕个人命运，实际上民族、国家、历史目的变得比个人命运更重要。”《外省书》中的史珂，“文革”中受尽屈辱，丧失了独立思考和表达自我的能力。然而他却有理由不宽恕遭人玷污的妻子，有理由看不起他那个因忍受不了身心折磨而逃亡国外的哥哥。用张炜自己的话语来解释就是“我的自豪是有道理的，我的憎恨是有道理的”，可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所谓的道理就是那些大词汇。
张炜曾经说过，“我想那些真正志存高远的作家都在为人民写作”，而“也有一些作品是仅仅为自己的心灵而写作的，这样的作品或者太个人化，像呓语和谜语，有的也甚为无聊。它的狭窄无趣让人很快就厌烦了”。也许就是“为人民”的创作观束缚住了张炜的文学想象力，这竟使得他“厌烦”“仅仅为自己的心灵而写作的”作品。这种一元化的文艺观透露出与“人民伦理”宏大叙事背后同样的意识形态的阴影。颜敏在评价张承志的时候说，“通过‘母亲’语义的置换，张承志继续把这种极其个人化的感情体验和个人情结，缝合进宏大的叙述之中。可是疑问在于，难道只有把个体化的生命体验整合到‘为人民’的主流话语中才合理合法，才能转换上升为最高级和最精微的价值意义吗？”
确实，“二张”在这一点上不谋而合。他们的不同在于他们取得历史合法性的方式。如果说张承志是“通过‘母亲’语义的置换”做到这一点的，那么张炜就是通过“遗传”继承了父辈、甚至祖辈的命运而达到他参与历史、批判历史的目的。《古船》中有这样一段话：“人口再多再乱，只要从家族、从谱系上去看就会清楚得多。血缘关系的纽带会把一些人执拗地连接在一起。他们的父亲、爷爷、老爷爷、太爷爷，再到儿子、孙子、曾孙子……图解起来像一串串葡萄。”这种血缘关系的纽带正是张炜和他小说的主人公进入历史和现实语境的钥匙。从《古船》到《九月寓言》，从《我的田园》到《柏慧》《家族》，这种纽带清晰可见，甚至最新的《外省书》也不例外。这里仍然用《柏慧》主人公的话来证明这一点。“我的全部不幸都将是因为有过这样一个父亲，这在后来终于一一得到了证实”， “我因为有这样一个父亲而历尽艰辛，而且苦难好像才刚刚开始。他毁坏了我少年的欢娱、青年的爱情、中年的安定，或许还有老年的清醒……奇怪的是我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发思想他感念他，这已经是无法回避无法改变的了”。祖辈、父辈的苦难就这样“遗传”给了“我”这一代，“我”的苦难也就具有了“先验”的意味，“我”的命运也因此被预先决定了。父辈们的命运是化为“革命肢体上的一个器官”，而“我”作为一个“器官”却因为“革命肢体”不复存在，无所依附，只有像“刑天”一样进行一场“无目”的战斗，“天”、“地”、“人”甚至自己都变成了敌人。就这样，“我”与他者的矛盾冲突被先天地决定了下来，而所有的他者都具有一种“单纯”的性格：没有历史，没有深度，缺乏内在的精神生活空间。因为在张炜这里，他者并没有获得与主人公平等的地位。
张炜有自己对文学和文学创作的理解，而且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真诚的，其中充满了一种批判的激情。然而他的创作也有一些缺陷，而正是他这种近乎执拗的真诚，使他创作本身的缺陷更趋极端，并放大了这种限度带来的对作品与读者双方面的损伤。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高山（１９７０－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
①以下引用张炜的作品，均选自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的《张炜文集》，不再一一注明出处和页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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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史铁生．病隙碎笔：史铁生人生笔记[Ｍ]．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８]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９]颜敏．审美浪漫主义与道德理想主义——张承志、张炜论[Ｍ]．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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