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伤痕”的重新追问
作者：王志华
关键词：《伤痕》 “文革” 追问 接受语境
卢新华的小说《伤痕》讲述了一个并不复杂的“文革”故事，但是故事的悲剧效果，及作品中被长时间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所摧伤的人间亲情的复归却深深地打动了人们的心灵，使人们在同情之余自然地将悲剧的矛头指向了“文革”。可以说《伤痕》这篇小说适应了当时人们的情感需求，更适应了彻底否定“文革”这一新的政治需求，因此，人们在当时阅读时对作品关注更多的在于作家对主人公伤痕经历的表现。而这也是作品在当时受到广泛阅读、引起轰动效应的重要原因所在。
依照故事时间顺序，我们随处可以找到主人公王晓华的“伤痕”所在。受“文革”时期“血统论”的影响，王晓华在被定为“叛徒”之后日常生活就遭到了彻底的改变：失去最要好的朋友和同学；家搬进一间黑暗的小屋；她的红卫兵资格也被取消了，并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歧视和冷遇。她以为与妈妈划清界限就可以像其他人一样继续做一个“红卫兵”，得到正常人的待遇。然而她的入团申请并没有因为她进步快而被批准。她“没有”亲人，过年也不能回家。面对唯一的关心她的男友苏小林，为了不耽误男友的前途，她又被迫忍痛割爱。好不容易等来妈妈冤案昭雪的好消息，按常理她应该欢欣雀跃，然而此时备受打击的她却心有余悸，即便在梦中都不敢相信这一事实。这种对真实性的怀疑，暴露出极“左”政治对人的伤害至深。难怪作者卢新华在小说的修改稿中加入了“梦”这一节。他在自述中曾说：“《伤痕》的初稿中，并没有‘梦’这一节。在修改中，为了更好地突出主题思想，揭示‘四人帮’在王晓华思想上戳下的伤痕，才补添了这一细节。” （卢新华《谈谈我的习作〈伤痕〉》，载《文艺报》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１４日）当她终于决定回家，在回家的路上还在想象着母女重逢时的惊喜，可回到家迎接她的却是母亲已经逝世的噩耗。由此，王晓华身世的悲剧达到了高潮。这些“伤痕”都伴随有情节性的明确性，容易被读者所掌控。除此之外，小说还通过一些不经意的细节渲染了王晓华的孤独与凄凉。如：在回家的火车上她照镜子，表现了她神经质的孤独悲伤的自我形象；还是在火车上，看着小女孩和她的妈妈，尤其是小女孩的一声“妈妈”刺痛了她的心，“她想象着妈妈已经花白的头发和满是皱纹的脸”，流露出对妈妈的爱和思念；她又回忆起在当年离家出走的火车上想象着母亲的哭泣和伤心，那是对妈妈的不舍。这一切不仅仅深深刻入王晓华的身心，而且也刻在读者的心中，不禁使我们心生同情和对“文革”罪恶的愤恨。可是这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把同情几乎都给了王晓华，而对小说中另一个同样受到伤害的人物——王晓华的母亲关注很少。我们都忽略了王晓华母亲留给她的日记本最后一页上所说的话：“虽然孩子的身上没有像我挨过那么多‘四人帮’的皮鞭，但我知道，孩子心上的伤痕也许比我还深得多。”可见受伤害的不止王晓华。如果我们再仔细看的话会发现，母亲在说孩子心上的伤痕比自己多时，加了一个表示模糊的修饰语“也许”，可见从母亲的角度讲，她受到的伤害并不比女儿少，我们没有理由对这一提示视而不见。而且如果我们理智地思考一下的话，事实也是如此。如果“伤痕”是指具象损失的话，王晓华受到了不公的待遇，她的母亲同样如此，况且母亲还受了很多皮肉之苦；如果“伤痕”指的是亲情的离散的话，母女两人同样是受害者。然而王晓华的身边至少还有热情的大伯大娘，至少还有苏小林的关心和爱情，而母亲却孤身一人面对一切，除此之外还要承受女儿对她的抛弃之苦。再从另一角度说，女儿的“背叛”其实构成了对母亲最大的伤害，还有什么比亲情的背离更令人痛心的呢？所以对于“伤痕”二字的理解，我们不应该从显在的层面去理解。王晓华母亲对“伤痕”的理解与女儿的理解并不完全重合，可是一直以来我们却按照王晓华的思路解读着这一切。当然这与小说始终以王晓华作为视角进行叙事的策略有关。对王晓华而言，“文革”在她心中留下的最大的伤害应该是对母亲的背叛这一不可更改并且伴随着母亲的去世又永远无法补偿的心灵创痛。可是，在小说结尾，在王晓华一段带有政治应景式的糅合了“文革”批判与光明未来主题的独白中，我们忘记了对王晓华的追问。不仅我们忘记了追问，而且从文本的一些信息中可以追溯出，事实上，王晓华自己也有意地逃掉了追问自己的机会。
在王晓华母亲刚刚被平反的第一封来信中，第一句话说道：“你和妈妈已经断绝八年联系了，妈妈不怪你。”“不怪你”三个字其实已经暗示出妈妈虽然原谅了她，但妈妈认为王晓华当年抛弃母亲的举动是不应该的。可是读完信后，王晓华的关注点却不在自己应该有的忏悔上，而是在妈妈的平反这一事实上，她反复问自己：“真的吗？真的吗？”不过，这样一个败笔被后面的“梦”这一细节巧妙地掩盖过去了。王晓华对因母亲而来的人生变故体会太深，受伤太深，她在梦中都担心这一人生变故的重演，所以她忽略了妈妈暗含的怪罪也是情有可原的吧。不过，提供给王晓华能反省自己的机会却并非此一处。在插队生活中王晓华幸运地和苏小林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随后在苏小林的主动要求下革命情谊发展为爱情。对苏小林不顾她的出身而大胆与她相爱的事实王晓华有过刹那的吃惊，可见她也认为这一切不可能，正因为不可能才更见出苏小林的不同凡响。一个陌生人尚且能做到不计利害与她在一起，难道由此王晓华就没有联想到自己对作为亲人的母亲的无情并倍感惭愧吗？如果当时时间匆促来不及想，那么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苏小林为她放弃很好的发展机会，即便自己有意冷淡苏小林，而苏小林依然不改初衷地爱着她，难道她就没有由此照见在对待同类问题上自己的藐小？这样两次好的机会都被王晓华错过了，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或许在她的心里就从来没有或至少是很少把“血统论”造成的对亲情的离间当作心灵的伤痕，倒是可见的命运的不公被她所看重，而她选择离家出走也更多的是为自己考虑。有事实为证。受妈妈的叛徒身份影响，她失去了同学、朋友，丢掉了红卫兵的资格，受到了歧视和冷遇，为此“她心里更恨她（妈妈）”。父母的溺爱也被她看作癞疮疤附在她脸上，“使她蒙受了莫大的耻辱”。于是她不顾母亲的疼爱，不仅与母亲划清界限，而且远离母亲。刚上火车还有些想妈妈，但很快遭受冷遇的预感挤占了母亲的空间，同学的鼓励安慰驱逐了亲情；在温暖的集体生活的怀抱中，她“忘记了使她厌恶的家庭”。离开母亲都没能使她哭泣，没能入团却使她眼含泪水，竟然说自己没有妈妈；妈妈寄来的东西和信件她也原封不动地退回。如果说她这是为了保护自己而表面作态，其实内心深处却与母亲心心相印。那么当收到母亲平反昭雪的来信时，她就应该毫不犹豫地飞也似的回到母亲的身边，更何况母亲的身体健康状况已经十分糟糕，然而我们的主人公拿着信却犹豫再三。如果由于过度兴奋而出现瞬间的对眼下事实的怀疑还能够理解，可是让这犹豫从元旦前十天拖到除夕前两天，就无论如何不能不让人怀疑她对母亲思念的真诚性了。而且如果不是母亲单位的公函催促，她还不知会拖到什么时候。而单位公函的作用也仅仅是以权威的方式打消了她的怀疑而已。想必如果第一封信就是由单位公函告知她母亲平反的消息的话，她也早就回去了。由此可见，经历过“文革”的洗礼，王晓华依然没有挣脱所谓的权威言论的束缚，依然没有形成自己的思维判断。这一切足以证明她离家出走，更多的是出于趋利避害的自私心理。所以难怪在插队时期我们几乎看不到王晓华对亲情的渴望，而在回家的途中她对母亲的思恋却反复出现，如对母亲形象的想象，对女孩的“妈妈”的呼唤的敏感，对往事的回忆等，因为母亲已平反，这一切有了权威的保护。而且第一次她在心里请求母亲的宽恕，然而这可喜的迹象在妈妈去世后，在晓华对妈妈的遗言的表态中，被巧妙地掩盖过去了。也许如果顺着忏悔的思路走下去，去铺展晓华对妈妈的忏悔行为，就会削弱了具象意义上的“伤痕”的悲剧力量吧。妈妈说晓华也同样受到过伤害，这样作品就以曾经的身心折磨抵消或洗刷了主人公的前罪；而且妈妈早已说过不怪她，不仅生身母亲原谅了她，而且“母亲”与“党”的隐喻义的内在复合，使母亲的原谅也代指了党的原谅，这就更没必要再予追究，一切还要向前看；晓华也顺承着母亲对“伤痕”的指认，很自然地转向对“伤痕”的追根溯源，将一切交由“文革”来承担，从而使自己脱离了干系实现了暂时的“逃亡”（部分地留给了“反思文学”去进行开掘）。之后以王晓华对党的无比信任与赤胆忠心，表明了主人公在磨难中已成长为新的“接班人”，预示了光明的未来。在主人公对自我的期待以及读者对主人公的期待中王晓华“过去的历史”轻轻地滑落。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说《伤痕》的思想是存在一定局限的。事实上，从王晓华身上我们不仅解读出了创痛和仇恨，而且也发现了王晓华自身人格的缺陷。正是这种缺陷加速助长了“文革”罪行的横行，如她对政治权威的盲从、在变故面前趋利避害的自私，都是对“文革”的一种主动式投降。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在新的历史变故再到来之际，像王晓华这样的人极有可能重蹈历史的覆辙。重复地犯错就不仅仅是历史偶然的失误，而真正成为一种不可抹去的“伤痕”甚或耻辱了。然而作品出现的当时，大众情绪急需宣泄、社会政治要求揭批“文革”，于是在这一特殊语境下，作家和读者都从“清算”的角度去创作和解读作品，即便是在理应有所反思的地方，作家也有意或无意地轻易滑过，造成“伤痕”归罪的矛盾（具体的个人性格缺陷和抽象的历史罪过），也留下可资后来者“寻隙”的机会；读者却从未发现这一硬伤，其思绪更从未稍作停留。当时的文学接受环境造成了一些信息曾经的忽视或误读，这固然可以理解，但却不可以成为今天的读者让思索继续停止的理由。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王志华（１９７６－ ）山东泰安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２００３级在读博士生，山东科技大学文法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