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重建日常生活的启蒙价值
作者：郝春燕
关键词：启蒙精神 平民姿态 精神追问
在经历先锋小说由形式探讨最终走向技术主义的语言游戏后，面对新写实小说对日常生活的顺从，选择《伤逝》作为小说的题目，北村的寓意是深远的。新写实小说的平民姿态和“还原性的建构”①策略，无论是在叙述对象还是叙述方式上都对大众具有一种亲和力。然而与先锋小说拒绝大众的精英姿态相反的是新写实小说走入另一个极端，它回归生活却丧失了反思的能力，“即从崇高理想向世俗欲念、从神圣信仰向日常行为、从精神性超越向物质性烦恼的转变。”②也许新写实小说的世俗化价值取向正是中国现实生活变化的一种反映，一部分敏感的小说家却意识到其中潜在的人类精神价值的危机，在新的社会转型时期人类该怎么生活？北村的《伤逝》正是对这个问题的探索和回答。
《伤逝》是鲁迅小说的题名，在这篇小说中鲁迅探讨的正是社会转型期间青年人对自由、爱情的追求与社会现实的矛盾，他向我们指出对理想的追求在社会现实中的代价是惨重的，但他同样指出这种追求的意义和价值是值得肯定的，主人公子君的死具有抗争的力量。尽管小说中有悲观意识的流露，其中的价值取向仍然是指向信仰，指向理想；在生活写实的基础上，鲁迅对社会生活是反思的态度，他使世俗生活具有启蒙的意义。鲁迅的《伤逝》是为人生小说的杰作，与当代新写实小说有着某种相似性，即叙述对象和叙述方式的日常性，不同的是叙述主体的知识分子启蒙姿态与市民一分子的认同姿态。尽管新写实小说的平民化更能讨好大众，经历过形式主义探索的北村却选择了“五四”的启蒙传统，对世俗生活中的人类的精神信仰进行了一系列的追问和探讨，《伤逝》正是这种精神追问的代表作。北村用鲁迅的小说题目作为题目，本身表明对传统的一种继承态度，也传递了他探讨社会问题的用意。北村是通过在小说中建构一系列价值对立开始他的人生思考的。
北村的《伤逝》与新写实小说最显著的区别标志就是他明确提出日常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对立。新写实小说强调的是回到日常生活，冷静地表现现实生活的状态，叙述主体以平民群体化而非精英个人化的姿态出现，正如新写实小说代表作家池莉所说“自从封建社会消亡之后，中国便不再有贵族。贵族是必须具备两方面条件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光是精神的或者光是物质的都不是真正的贵族。所以‘印家厚’是小市民，知识分子‘庄建非’也是小市民，我也是小市民。在如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家全都是普通劳动者。我自称为‘小市民’，丝毫没有自嘲的意思，更没有自贬的意思，今天这个‘小市民’不是从前概念中的‘市井小民’之流，而是普通一市民，就像我许多小说中的人物一样”③，事实上当代日常生活正是一种物欲横流的生活状态，新写实小说力求回归这种日常生活的烦琐和世俗化，叙述主体则努力追求平民的身份认同，对现实生活表现出谅解和宽慰。因此在新写实小说中只有一个世俗的世界，《伤逝》却提出了对世俗世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的追求，它通过主人公超尘的生活来表现。首先作家为女主人公取的名字本身就是富有寓意的，“超尘”即超出物质人生，名字将主人公定位于精神世界。超尘还是一个知识分子形象，因此她对生活不肯妥协的内心世界正是精英知识分子拒绝生活常态的姿态。超尘生活的日常环境是一个绝对世俗化的生活场景：出版社长年流行着低劣的话题，油、米成色，卫生纸的质量，保姆，风水等等；丈夫粗俗不堪，他的日常生活是打羽毛球，下棋，办公室里乱窜说些无聊的话，却劲头十足；父母一生都在吵架，过着同床异梦的生活；姐姐为了维持家庭不惜为二十美元出卖肉体，姐夫则是一个失败者，除了打女人，喝酒，吸毒外，什么也不肯做；在特区下的这个小世界里人们关心的是利益、金钱、权利、食色，这正是新写实小说主人公津津乐道，努力钻营的世界。但是在这种生活中超尘显得水土不服，尽管她美丽、聪明，完全可以凭借优越的自身条件在现实生活中获得更多的利益，过上常人眼中的好日子，超尘本可以游刃有余地从容生活在平庸世俗中，却呈现了一种病态的不适：她烦恼的不是分东西给没给她，不是职称评没评上，也不是房子分不分得到。超尘的生活出现了难题，“使自以为是的世俗生活悬空了”④。环境的贫乏，不等于人的精神可以贫乏，对超尘的状态的追问，北村提出了与世俗生活相对立的精神世界的追求，叙述主体以一种高姿态表明对物质利益的忽视和对精神缺失的极度痛苦。因此北村的《伤逝》对日常生活的态度是逃离而非亲近，是理性的思考而非盲目的顺从。
此外，北村还在《伤逝》中建构了欲望与爱情的对立，这正是日常生活与精神生活对立的另一种表现。“新写实小说突出的成就是写出日常生活中的卑微感”⑤，因此主人公的生活乃至情感都是卑微的。新写实小说对爱情的态度是残酷的，爱情的崇高、圣洁被演示为幻影，新写实小说家将性爱的物质性与精神性剥离，最终对古典爱情的精神性永恒性进行了反驳。一方面，爱情在他们的笔下与性欲等同，如《绿水长流》中的初恋呈现的是卑污不堪的场景。庄建非则从生活中悟到“揭去层层轻纱，不就是性的饥渴加上人工创作，一个婚姻就这么诞生了”。另一方面，爱情是建立在物质对等的基础上，通过物质对等精神才对等的逻辑叙述，同样达到对爱情的解构。新写实小说是不谈爱情的，这与它不谈精神，不谈崇高，不谈浪漫的策略是一致的。北村笔下的超尘却是爱情至上者。她嫁给庸俗丈夫的唯一理由是他给了她一个爱情的假象，超尘美丽却拒人千里之外，但学生时代的丈夫在她寝舍外淋着雨站了一个晚上，她就被感动了。超尘对爱情的要求就是一种浪漫的境界，与物质没有任何的关系。超尘对婚姻的绝望也正在于这种精神的交流被物质生活阻断，有了电视，所以两人渐渐没有了交谈的空间和时间，当丈夫热衷于低俗趣味和生活利益的追求时，超尘的爱情走向了绝望。同样，对旧恋人的爱情也呈现与物质相悖的状态，超尘对家庭是有责任心的，尽管丈夫曾一度背叛，婚姻毫无意义，超尘感到生活的滑稽，但并没有出轨的举止，对女同事带她去寻求刺激的场合感到厌恶反感。然而当身无分文的大学旧恋人出现，并不断向她借钱的情况下，她却将爱情的理想投射到这个卑微的李东烟身上，因为他们曾经纯洁的、无关“性”的精神交往，是超尘心中最完美的爱情，对爱情的追求使她不顾一切地抛开家庭，奉献积蓄和身体。超尘背叛了家庭，我们却感到理想的光芒，也许李东烟是说谎者，超尘的执著和奉献却没有任何的污秽，追求永恒的爱情，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它向我们展示了超尘的信仰和理想。生活是低俗的不等于超尘就不能没有理想，自尊的超尘有理由要求一种更高的生活状态，小说指出生活是世俗的、物质的，但我们同样有理由要求一种有理想、有爱情的生活，哪怕为爱情而受难。
最后北村将物质与精神的对立尖锐地指向了生存，他提出问题，是庸俗地活着还是以死亡拒绝庸俗。超尘对生活怀抱理想，但并不等于超尘就能够超凡脱俗。作品中的诗人第一次与超尘的相逢是在厕所外，超尘的出场竟是这个污秽的场所，它本身就暗示了超尘无法摆脱世俗人生的困境。超尘期望的是理想的生存状态，但是她的理想却处处碰壁，所以在日常生活的场景中她出现精神的病态，想早早地退休，对不想吃饭却要淘米做饭感到滑稽，对姐姐的生活同情却无能为力……超尘不合常情的表现正是人类精神困境的外化，当工作、家庭不能解决她的困境，生活就必须在别处寻找理由，当现实生活不能满足她的生存理想，她只有通过自我安慰：如果有了孩子，张九模会改变；遇见李东烟她能重新找到有爱情的生活……但是，现实残酷地回答她，这都是幻影，因此超尘无法在现实中实现理想的生活，她无处可逃。在精神困境日渐迫近时，超尘毅然选择了死亡。死亡并非意味着妥协和退缩，相反表现出一种决绝的抗争。超尘也许无法改变世界，但可以选择不在这种状态下生存，从某种意义上讲死亡是人类抗争的一种方式。北村对超尘的死的描写是特写的镜头，瘦弱的超尘似乎“将全人类的血流光了”。因此超尘的死不仅仅是个人的抗争，她代表了人类对世俗的一种抗争。北村通过超尘和诗人揭示了面对生活的两种态度，抗争到底和妥协。超尘选择对精神贫乏的拒绝，诗人却走向了认同，毕业后做了银行的工作人员，不再写诗，诗人在超尘等待的那一天并没有来，事实上预示了诗人将永远不再与超尘有共同的理想追求。无疑北村颂扬的是抗争，这正是启蒙精神与新写实的区别。超尘的反抗是强有力的，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美丽、自尊的超尘是有获得良知的权利的，那么整个精神迷失的人类是不是也有获得良知与世俗对抗的权利？除了死亡是不是还有另一种东西可以拯救良知？对精神、对存在意义价值的召唤正是北村对新写实小说的超越，他提供的也许不是最好的解决方式，但在人们心理普遍趋于物化的今天，将生存的价值和信仰的建立这一问题重新提出，并深刻地剖析人们的精神危机，无疑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严肃和真诚。北村的《伤逝》对世俗泛滥的新写实主义是一种可贵的超越和成功的颠覆，他指出创作必须关注人类的精神问题，他以自己的小说实践向我们指出日常生活状态中我们还有另一种追求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郝春燕（１９７７－ ），湖北襄樊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博士研究生。
①②⑤王又平著：《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２３页，第２７４页。
③池莉：《我坦率说》，《池莉文集》（４），江苏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２２３页。
④ 修彬：《先锋的迁移——北村小说作品讨论会综述》，《福建文学》，１９９５，（１），第６４—７０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