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女性写实主义的回归
作者：王秀芹
关键词：打工女性 乡村与城市 人道主义 女性主义 女性写作
这是一次独特的非预期阅读邂逅。事先，我们已在年轻“美女作家”们的集体轰炸中病了很久：大段的暴露性性体验使我们无语，文本中充斥的消费狂欢和物欲气息让我们暂时失去了原有的听觉和味觉，于是，我们的视野收缩了，我们只能看到，封闭的空间内，带着浓浓香水味和情欲味的女性肉体的舞动。这时，盛可以携她的长篇小说《活下去》①出现了。无可否认，盛可以也是美女，也是作家，但她为我们打开了关注女性的另一道门：视点是底层打工女性，矛头则直指整个社会的平等与公正。结果就是，我们感到我们停顿已久的一切机能瞬间恢复了。穿越过粉红色的迷幛，我们又一次感受到了生存的真切。
一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从乡村涌向城市的为数众多的打工者一直以来就处在城市的底层，在失去了土地的保障后，他们甚至比纯粹意义上的农民更加无靠和低贱。而本来就在男权文化下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打工者，就是弱势中的弱势了。《活下去》是一部关于南下的女性打工者生活的作品。标题“活下去”本来就可以说明一切。没有了知识女性意欲摆脱男性束缚的形而上的追求，没有了小资情调的努力迎合和做作表演，“活下去”成了挣扎在社会底层女性发自心底的呼号。这只是一个底线。其实关注此类底层打工女性生存境遇的作品在近年来也不算少，张抗抗的近作《芝麻》就是一例。但她们都是过去传统意义上女性遭遇的延续，宣扬着传统女性的美德：坚毅忍耐，克己克欲，郭芝麻的偶有觉悟，那也不能触及更深一层上的社会不公和突破自身的性别悲剧。盛可以的突围而出，源于作者自己的非常经历，因为她就是她们中的一个：高中没毕业就坐上了南下的火车，在进入文学创作前独自在深圳六年，“打工”就是她这六年的生存状态。②不同于一般作家的底层打工者的生活体验，构造出整部作品和人物的鲜活；近距离的逼视，更毋宁是一种残酷的美。
钱小红是一个令人有些惊异，不能轻易接受的女性形象，也是文学作品中一个真正具有时代性色彩的“北妹”，她带给我们习惯了平视或往上看的所谓“城市人”一连串的感叹号。首先，她是一个异类的乡村妹子。文化的缺乏和独特的个人气质，使她在嘴里说着土得掉渣的益阳话，一口一个“猪日的”、“我操”。但她虽长在落后的乡村，却绝对的我行我素；虽然粗鄙，却不失幽默和天真；她有心计，有目标，追求新奇的生活和时髦的装扮，但保持诚实和正直的人格。在小说中，钱小红给我带来的第一个惊喜就是，在她来到县城找的第二份工作中，她顺利地“通过”了废品仓库谭老板的信任考验，没有为了金钱出卖自己的良心，随后“竟然”又拒绝了谭老板的工作邀请，原因是因为考验导致了她自尊的受损和对老板的不信任。其次，钱小红又是一个在城市中艰难求生的打工者。她带领我们进入的是尔虞我诈、矛盾重重的世界，其拥有的广阔的社会意义远远比“上海宝贝”们的感观刺激来得精彩有力。
这就是钱小红最与众不同处——她的“真”。且不说她背后那个真实的社会场景和她真实的生活状态，她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她对虚妄生活的透察和对自身欲望的尊重。生存的体验使她追求生活本身的真实性，驳斥虚假的爱情和婚姻。盛可以借助钱小红继续进行着她对真实与存在的追问，这在她的其他小说中常常可见，这种思考也使得她和她笔下的人物脱离了当下的浮躁。钱小红就是盛可以手中的一把刀子，她在底层的挣扎带给了我们完全摘去花朵和珠宝装饰遮蔽的真实，这是一种回归。但钱小红绝不像余华笔下福贵一家人那样的“活着”，因为那是一种认同和忍耐。“活下去”是一种努力与抗争，是现代人的不甘心和主动出击。所以，钱小红更代表了一种生存的勇气，它也同样彰显出真实。
钱小红的另一种真实是她展现出来的真实的欲望。这个欲望其实包括了前面提及的“活下去”的欲望，还有身体的性的欲望。她最使我们惊讶的地方就是毫不羞涩地直言欲望并积极寻求来自异性一方的满足。她的欲望与她的傲人乳房一样来得真切自然。这出于对自身个体的尊重，即钱小红“苛待自己是一种无耻”的观念，不仅仅指用钱，还有对待性欲望的态度。与警察廖正虎发生关系后，钱小红赞同廖正虎的话：“为欲望服务。”奇怪的是，她完全摈弃了林白、陈染等女作家笔下的知识女性和近年来流行的小资女人的自恋情结，面对的不再是顾影自怜的浴室和镜子。自恋是城市女人的奢侈品，打工女要面对的只是忙碌复杂的工作和生活。
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女性人格中最显著的三个特征是被动性、自我虐待和自恋。而这三个特征也可以说是女性的缺陷——拒绝真实，但在钱小红那里完全被颠覆了。也许钱小红就是一个乡村和城市结合的独特产儿，相同的生存体验使作者盛可以对“钱小红”这一形象给予了完全认可。“女性的可爱在于她的‘真’”③，所以，在阅读后期我们渐渐喜欢上了钱小红，喜欢她的可爱，她的真。
二
早年的乡村生活和随后的城市（其实，《活下去》里Ｓ城也只是渔村与城市的结合体而已，它是特殊的城市）打工经历，在每一个打工者的内心深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和感受。乡村是落后的，所以，钱小红们会义无反顾地涌向城市，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但城市同时又是作为一个高高在上的强权集团出现的，必然会给予这些社会弱势者难以想象的排斥和践踏。在打工者的心里，永远都充满着对城市的复杂矛盾的感情。
对于特立独行的钱小红和她的创作者盛可以来说，乡村绝对是丑陋和虚伪的。它首先不能容忍钱小红的胸，于是，“为欲望服务”的钱小红当然会是“搞得名声很浪”。而象征着开放和文明的城市，无疑成了钱小红的向往。在经历了城市生活的洗礼后，钱小红重返乡村时，对处于封建性和现代性夹缝中的乡村的陋性看得更清更透了。如果说钱小红第一次离乡是被动的躲避，那么她的第二次就是主动的逃离，到了第三次回家奔丧后，我们都清楚地知道她不会再回去了。这更是一种精神的叛离。就像钱小红的真切感受一样，粗鄙的乡村对于“出去”的人格格不入了，她（他）都已经从乡村“漂流出去，并且没有任何归根的打算了”。这种隔离，我们在同样题材的小说中屡屡可见。就连《芝麻》中老实憨厚甚至有点傻气的郭芝麻，在城市做了几年保姆后，也在无形中接受了新的观念，第一次敢于背叛家庭，唾弃乡村。
但城市也并不是天堂，甚至更加残酷。芝麻的保姆经历已经处处告诉我们乡下人在城市打工的不易。而钱小红和李思江的遭遇就更加不幸了。她们南下打工的暂住证是李思江用处女的身体换来的。钱小红因为被发廊老板垂涎而遭老板娘诬陷，被抓到了拘留所；李思江被错误地抓去结扎了，再次被男人抛弃的李思江最后不得不踏上了回家的列车，这象征着无情的城市对她的肉体和精神的阉割。打工者的血泪在钱小红给父亲的信上表达得很通俗明白。这不是专对女性而言的，男性打工者也身处同样的不公境地，因为他们共同拥有“乡下人”的身份。
这无疑要求把握此种题材的作家要拥有更多的人道主义情怀，盛可以与小资的无痛呻吟和自我陶醉拉开了距离，以生存者和弱势的身份来写生存者和弱势群体，她更透彻也拥有更加不同常人的悲悯态度。首先，在对乡村和乡下人的态度上，虽然不能容忍，但她借助了钱小红之口对这些同样的贫弱势力表达了充分的理解和宽容：“当然，钱和性是活着的两大基石，是活得舒坦的基本要素，村民们是没有过错的，这样朴实的人生观值得继续发扬，但这些都和老子钱小红狗屁关系！”对城市的打工者，她（他）同样是人，却被无情地划分为不同的等级，甚至被剥夺了正常性爱生活的机会和权利，盛可以寄予了更多的同情。当她和她笔下的人物在真实地目睹、遭遇了不公的待遇以后，她放下了在她的短篇小说中所展现的“冷酷”而“沉默”的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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