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库切小说《等待野蛮人》核心价值理念解析

作者：李　倩

　　当然这种解释和勾画又因为对象的不同而发生着内涵的变化，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同为文明人的乔尔上校和老行政长官对野蛮人的认识却是迥然不同的，乔尔上校对野蛮人的认识可以说只停留在漫画阶段，对他来说野蛮人就等同于卑贱、暴力、威胁，因此他将野蛮人视为威胁帝国利益的当然敌人。而老行政长官心目中的野蛮人则是具体实在的，他尊重他们要生存的权利，渴望和野蛮人和平共处。作为文明人他们的共同之处是都无法真正进入野蛮人的世界，乔尔上校是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偏见，也不想对野蛮人有进一步的了解。而老行政长官虽然通晓野蛮人的语言，也和他们朝夕相处，但也有着文明人对野蛮人的优裕，和对野蛮人“不文明”习惯的厌恶，在作品中作者反复描写了老行政长官对野蛮人肮脏的生活习惯的嫌弃，这种嫌弃曾转化为对乔尔上校强行把野蛮人带进城，因此而破坏了小城的宁静、整洁的愤怒，也表现为他在和那个野蛮人少女单独相处时采取的一个不断重复的动作，就是用清水擦洗她的全身，这个动作在不断重复中已经被老行政长官神圣化了，有评论家认为这个动作可以和基督教中的洗礼仪式相提并论。我们从书中可以看到，老行政长官的这个动作最初是从洗涤那个野蛮人少女肮脏、肿胀的双脚开始的，最后逐步扩大到全身，他从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以后便逐渐成为一段时间内不断反复、每天必有的一个动作。而且这也成为两人相处时最主要、最实在的内容。实际上这个动作是对两人之间精神、心灵无法沟通所留下的一个巨大空白的填补，同时老行政长官和野蛮人少女之间寥寥可数的对话也被这个不断反复的身体上的抚慰所遮蔽，这种近在咫尺的隔阂就是文化的鸿沟，仅凭老行政长官一个人对野蛮人的“救赎”是无法消除这种隔阂的。当然我们还可以将这个不断反复的动作理解为是老行政长官借此来改造那个野蛮人少女，以便缩小他们之间年龄、身份、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巨大距离。同样这个一厢情愿、没有结果的动作，是否也预示着文明对野蛮的征服和改造因为没有对话的基础而只能成为文明世界的自言自语？
　　作为一个有着文明世界的语言逻辑和言说方式的作家，库切在本书中以一种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的方法来解构野蛮和野蛮人，在他的审视下，野蛮就是所谓的文明世界用自己的视角臆造的，其实它所表现的是只是一种和文明的距离；而“野蛮人”则是掌握了话语权的文明人强加给一群不断被边缘化和失去表达权的人群的一个符号而已，而且这个符号是被抽空和扭曲了的。
　　
　　三、等待（Ｗａｉｔｉｎｇ）——时间和空间的悬置
　　
　　自从人类被动地接受了潘多拉的盒子以后，等待和希望就成为了人类生存的重要理由。十九世纪一位著名作家曾经说过：“在上帝揭露人的未来之前，人类的一切智慧是包含在两个词里面的：等待和希望。”到了二十世纪，人类一以贯之作为精神寄托的信仰之塔轰然倒下，等待和希望成为人们重新反思自己生存意义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其具有象征性的作品就是产生于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等待戈多》，这部作品表现了对于失去希望和信仰的人类来说，等待的过程变得如此的尴尬和如此的漫无目的，从此等待似乎也成为现代人的一种情境。归根到底，等待是一个动作过程，其构成要素有等待者、有行动（等待本身）和等待物（等待何物）。在《等待戈多》一剧中，显然两个流浪汉是等待者，我们也可以把他们看作是人类的象征，他们的等待过程是明确的，两个流浪汉反复强调他们在等待，可是他们的等待物戈多的寓意却是开放和暧昧的，始终没有出现的戈多给读者留下了无尽的思考的余地。与《等待戈多》一样，库切也选择了等待作为本书的一个主题，但切入点和要表达的意义却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人说，西方现代文学和后现代文学在思想内涵上的最大区别就是：现代文学表现的是人精神上、心灵上的分裂，而后现代文学表现的是人身份的分裂。因此如果说《等待戈多》是从精神层面对等待——希望这样一个人类精神世界最基本的二元结构的颠覆的话，而《等待野蛮人》则表现了作者库切试图在他的出生地文化和祖辈居住地文化之间寻求切合点，以便重新构建和认同他的文化身份的一个尝试。
　　作者以《等待野蛮人》作为书名，但这部作品中的等待者、等待过程，甚至包括等待物都是暧昧不清的，或者是所指不明的。如果我们按照本书的书名，把野蛮人作为等待的对象（等待物），则作者对等待的本意就进行了彻底的颠覆，因为等待本应该是和希望、和未来联系在一起的，而这里等待的结果应该是冲突和交战。而等待者和等待过程的暧昧不清，又增加了等待一词的开放性和多元性，等待对于乔尔上校来说，就象征着对野蛮人来袭传言的求证；对于听信了传言的小镇居民来讲，等待就意味着放弃眼前稳定的生活，去避难、去流浪；而对于老行政长官来说，等待也许就是生活本身。因为等待者和等待物之间从没有正面发生过交锋，因此我们可以把整个故事的开展看作是一个等待过程，这里的等待就成为一种时间和空间的悬置。所谓时间上的悬置表现的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不同步；而空间上的悬置表现的则是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人们的精神上、心灵上遥不可及的距离。这种双重悬置是从文化层面对文明和野蛮之间距离的展现，它既是生活在后殖民时代人们多重文化身份的一个象征，也以其开放的结构告诉人们，生活在多元文化的时代进行文化选择的意义和价值。
　　当年诺贝尔留下遗言，每年要将诺贝尔基金利息的“五分之一授予在文学中创作了富有理想倾向的最优秀作品的人”^④。今天“富有理想倾向”已经成为瑞典文学院的教授们权衡一个作家能否获奖的重要砝码。库切文学创作中的“理想倾向”就体现在他对当代生活的不断反思和对主流话语的反复批判当中，正如他的获奖词所评价的“他是一个有道德原则的怀疑论者，对当下西方文明中浅薄的道德感和残酷的理性主义给予毫不留情的批判。他以知性的诚实消解了一切自我慰藉的基础，使自己远离俗丽而无价值的戏剧话的解悟和忏悔”（见２００３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当一个理想主义者在现实面前被碰得头破血流时，怀疑、批判、反思也就跟随而来。
　　（责任编辑：水涓）
　　
　　作者简介：李倩，江苏淮阴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世界文学研究。
　　
　　①②③[南非]库切：《等待野蛮人》，文敏译，漓江出版社，第１０页，第１７７页，第２０８页。
　　④[瑞典]谢尔·埃斯普马克：《诺贝尔文学奖内幕》，李之义译，漓江出版社，第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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