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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权意识与海明威的女性形象塑造

作者：赵玉君

　　关于个人经历与创作的关系论证，另外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在很多传记作家笔下提到的，因此也经常被应用的一个实例。海明威在幼年时代被他母亲葛莱丝打扮成一个“丫头相”，弄得他不男不女。贝克这样描绘道：“春天里，葛莱丝兴致勃勃地一心把厄纳斯特·海明威打扮得同他的姊姊玛丝琳一模一样。当他九个月的时候，就给他穿粉红色方格花布连衣裙，戴着饰花的宽边帽照相”⁽¹¹⁾。这种个人经历似乎在暗示海明威塑造的硬汉子形象乃是出于男性意识的缺乏，在他的那个时代接连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特殊的社会状况又正好顺应了他的这一努力。但是，不管海明威如何伪装，仍会不知不觉地在他的生活、特别是在艺术创作中显露出来，然而这种欲盖弥彰的补救，直接影响了他对女性形象的塑造。
　　２．父权意识的文化背景
　　在海明威时代，女权主义运动尚未大成气候，而海明威本人则是深受父权意识影响的一个人。在他成为名作家后，他特别喜欢别人称呼他“爸爸”。这一称谓已远远超出了通常意义上的家庭昵称范畴，而透露出海明威强烈的社会男权意识。在此意义上，海明威小说中的男主人公追求女人时的初衷更多的是一种个体生命价值的求证方式，而远远不同于欧洲中世纪传奇文学中骑士们所追寻的那种浪漫缠绵的爱情，像《永别了，武器》中的亨利，当他在战场上找不到自我存在的价值时，便逃离战场去找凯瑟琳。跟凯瑟琳在一起，与其说他是找到了爱情，不如说他是找回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在另一作品《丧钟为谁而鸣》中乔丹与玛丽亚的爱情也与此类似。也正因为如此，海明威在描写男女之间的爱情时，常用大量的笔墨来写他们的性爱关系。在他看来，男人的性能力是男人的个体生命力量的一个重要标志，它能让男人觉得自己在女人面前是强有力的征服者。如果男人的性能力一旦丧失，就意味着他再也不能在身体方面征服女人，由此直接导致他的菲勒斯权威的失落⁽¹²⁾。在父权文化中，男人最初要征服的对象就是女人的身体和精神。在海明威的女性观念里，也始终存在着菲勒斯中心这一男子主体意识，因此，当《太阳照样升起》中的杰克因丧失性能力无法得到勃莱特时，海明威借小说人物之口说“这是人间地狱般的痛苦”。而联想到海明威本人在自杀前的几年内身体多病，这种痛苦表达未尝不是他的真情流露。
　　虽然，一些女性作家或者说女性意识强烈的诸多评论家为女性自尊做出了自己的努力，诸如作家简·奥斯丁在《傲慢与偏见》等作品中，发出了争取女性自尊、维护女性人格的呐喊。夏洛蒂·勃朗特以一个女性作家的自觉，真正从女性的体验与感受出发，塑造出一个身躯矮小、其貌不扬，但自重自强、决不仰人鼻息的新女性简·爱的形象，表现了女性视角对传统的“家庭天使”角色的决绝态度。同时，伴随着女权主义运动发生的文学批评也对父权文化提出了挑战，诸如法国的西蒙·德·波伏娃、英国的弗吉尼亚·伍尔夫、美国的伊莱恩·肖瓦尔特、吉尔伯特和古芭等女权主义作家和批评家为重建文学史、为发掘湮没于历史长河中的女作家的声音，做了大量细致的铺垫工作，这些努力与结果都深深体现了现代女性对于父权意识的反思与批判。
　　然而父权意识的文化背景如此源远流长，进入十九世纪乃至到二十世纪，文学作品中“家庭天使”的偶像并没有倒塌。人类几千年来所遵循的父权文化机制并未消失，以男权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评估更是根深蒂固地沉积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在这样的前提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更不可能在两性和谐共处的基础上，创造男女各自完美的人格。奥斯丁和勃朗特笔下的人物关系及命运尚体现出男权文化影响的痕迹，这一点自不待言，即使是激进的女权主义批评，本身也存在着相当的偏颇、局限与狭隘之处。既然现实社会还没有发展到足以让人性获得充分自由的程度，既然生活中尚存在改变女性“第二性”生存状态的呼声，文学，作为生活的反映，那些有关圣洁的“家庭天使”的神话还会存在并继续创造下去，而海明威作品中的“天使”形象便是这种社会期待的落实。因此父权文化的存在，作为作家的海明威在塑造文学形象之时，必然受到这种影响。
　　当然，伴随现代女子意识的觉醒，父权文化在现代文明背景下不可避免地趋于衰落，而在这一趋向之中，作为“爸爸”，作为具有强烈父权意识的海明威，以其手笔对此趋势进行补救，进行回复秩序的努力。而从时代发展趋势来看，只有在彻底解构了男权社会对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的要求和规范之后，才有可能建立比较真实、自然并且不受外界强力支配的女性特质。这种新的女性性别特质，将不再会是作为男权中心文化附庸的“天使”型规范女性的角色。
　　３．结语
　　由于女性学者的不断涌现，对于海明威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分析得到了较为全面、深入的进行，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早期一些评论家对海明威的误读以及他们自己对女性的偏见。而这一研究，立足理性与冷静的研究立场，在科学的研究方法之下，相当一部分女学者的研究揭示了事物的另一面，这另一面恰恰是海明威父权意识之下别具特色的女性意识的挖掘所指出的：“在以张扬男子汉气概为己任的大男子主义者的形象后面，海明威也不时表现出对妇女的同情，也有塑造得比较成功的女性形象，譬如勃莱特。他既不是一个只会写‘没有女人的男人’的作家，也不是一个只会写两种女人（具有破坏性的女人和温顺的女人）的作家。他所创造的文学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任何过于简单、片面的结论都不免有失公允。”⁽¹³⁾
　　（责任编辑：水涓）
　　
　　作者简介：赵玉君，文学硕士，山东莱阳农学院副教授。
　　
　　 ①②郑青虬：《海明威的女性意识》，《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３年第４期，第６４页，第６５页。
　　③参见杨莉馨：《父权文化对女性的期待——试论西方文学中的“家庭天使”》，《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１９９６年第２期。
　　④参见马尔科姆·考：《海明威，这头老狮子》，《世界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１期。
　　⑤参见《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外国文学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２期。
　　⑥(12)于冬云：《对海明威小说的重新阐释》，《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１９９７年第３期，第２１页，第１８页。
　　⑦董衡巽编选：《海明威研究》（增订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
　　⑧⑨Ｓｅｅ Ｂｅｒｎｉｃｅ Ｋｅｒｔ， Ｔｈｅ Ｈｅｍｉｎｇｗａｙ Ｗｏｍｅ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Ｎｏｒｔｏｎ ＆ Ｃｏ．， １９８３，ｐ．３３５， ｐ．４００．转引自王慧、徐凯：《海明威笔下的女性》，《外国文学评论》，２０００年第２期，第３４页。
　　⑩参见李加伦：《海明威的“头发情结”——试论海明威的妇女观》，《四川外语学院学报》，１９９６年第１期。
　　(11)参见卡罗斯·贝克：《迷惘者的一生——海明威传》，林荃海译，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13)张叔宁：《魔女还是新女性？——评７０年来勃莱特·阿施利在美国的接受》，《外国文学评论》，２０００年第３期，第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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