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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诗经》看周人与自然的和谐
作者：章可敦
关键词：人类 自然 崇拜 和谐
人类和大自然的关系，并非一开始就处于和谐状态。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远古时代，“自然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着无限威力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类对立着的”①，人类对于大自然有着“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山泽莽林之中到处潜藏着凶险，雷鸣电闪仿佛随时可以摧毁整个世界，正如《虞书·尧典》所说：“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②，洪水无情地吞噬着人们的生命。《诗经》对此也有丰富的描写：“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商颂·长发》）、“奕奕梁山，维禹甸之”（《大雅·韩奕》）、“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大雅·文王有声》）。人们不能不在大自然的威力面前颤栗，他们以自身的朦胧认识去解释大自然事物及其变化，将它们“人格化”、“神化”。“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③，“ 精卫填海”“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羿射十日”等神话故事便是这一时代的生动写照。
一、从文明初期看周人对自然的崇拜
这种产生于人类文明初期的对大自然的崇拜，在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较多的反映。而且这种反映是多方面的。因为周人祖先在开天辟地、创造基业时对自然界的感受最深，他们知道创业艰难，也逐步懂得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相处的重要性，所以在各种祭祀过程中屡屡提到这一点。
《周颂·般》描绘的就是周人登山而祭的情景：“于皇时周，陟其高山，烝山乔岳，允犹翕河。敷天之下，裒时之对，时周之命。”这是一首为武王克商之后，巡守而祭河岳之类的乐歌。意思是周王朝多么强大美好，登上巍巍高山和高大的四岳，看到众水顺势合流于黄河大川。普天之下，诸侯朝参，聚集此地，答扬武王之美德，承受周命，大业世代相传④。宋朱熹《诗集传》云：“言美哉此周也。其巡守而登此山以柴望，又道于河以周四岳，凡以敷天之下莫不有望于我，故聚而朝之方岳之下，以答其意耳。”⑤可见周人一方面高度赞扬武王之功德，周朝之强大，另一方面则是通过祭祀四岳而祈求大业世代相传。很明显的这是对大自然中黄河和四岳的崇拜。
《周颂》中的《时迈》也表达了武王克商，初有天下，巡猎四方，并举行朝会，燔柴祭天，望祭山川，而周公则作此乐歌以颂之。其中写道：“怀柔百神，及河乔岳。”朱熹也说：“此巡守而朝会祭告之乐歌也。”（朱熹《诗经集传》）据孔颖达说：“武王既定天下，而巡行其守土诸侯。至于方岳之下，乃作告至之祭，为柴望之礼”，周公“述其事而为此歌焉”。因此，《时迈》也是周天子巡守时“柴望”山川的祭歌。《天作》也是西周最高统治者祭祀岐山之乐歌。“言天作岐山，而大王始之。大王既作，而文王又安之。于是彼险僻之岐山，人归者众，而有平易之道路。子孙当世世保守而不失也。”⑥
显然，在《诗经·周颂》中所反映的是一种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的自然观念。从上面提及的作品中，我们只能看到对自然力的顶礼膜拜，而看不到对于风雨雷电山水草木鱼虫等自然界中万物的描绘，这说明，当时人们怀着诚惶诚恐的心理面对大自然，还无法进行愉悦身心的审美活动。当然，伴随着“望秩于山川”的祭祀活动，人们登高望远，临风观澜时势必增进对山川自然形貌及大自然中的所有生物的了解。这就为日后的审美活动创造了条件。
上面我们谈了人类文明初期人类与大自然的对立关系及由此演化成的对待大自然山川的宗教观点在《诗经》中的表现，不过，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还有更为本质的另一方面，就是：从人类诞生的那一天起，人类与大自然之间就存在着一种亲密和谐的关系；尽管在文明初期，这种关系仅仅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表现形式也极为简单，甚至与“纯粹动物式的意识”含混在一起。但从生产劳动和生活实践中，周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断趋于和谐，自然界中各种花草鱼虫飞禽走兽已不断走进周人的生活圈内。如只就生物名词而言，《诗经》中就有草名一百零五种，木名七十五种，鸟名三十九种，兽名六十七种，昆虫名二十九种，鱼名二十种。各种器物名三百多种⑦。这表明，在周代人们与大自然中的事物的接触已经相当广泛而密切了。而人们最初的审美对象便是这些与人类的生产生活有着直接关系的动植物。如《周南·葛覃》写道：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是 ，为絺为绤服之无纴。
诗人之所以赞美葛的茂盛，是因为可以获得更多的絺綌 又如《召南·驺虞》写道：
彼茁者葭，壹发五烝。于嗟乎驺虞。
诗人之所以歌咏芦苇的茂密，则是因为茂密的芦苇中隐藏着许多猎物，“中必迭双也”（犹言一胎生下五头小猪，朱熹《诗经集传》）。再如《小雅·信南山》中写到对雨雪的赞美：
上天同云，雨雪畑畑，益之以嬛裍，既优既渥，既沾既足，生我百谷。
这也是因为天降雨雪，正好有利于五谷生长。周人咏《苤苡》，因为据说它是治病的药物，咏《采蘩》是因为它“于以用之，公侯之事”，是祭品。显然，这里所表现的对于自然事物的审美意识都是与物质的功用相联系的。这并不奇怪，因为在人类审美意识的发展史上，美的观念是伴随着实用的观念而来的，人类最早的审美经验与物质需要的满足是一致的。这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的：“从历史上说，以有意识的功利观点来看事物，往往是先于以审美的观点来看待事物的。”⑧
在《诗经》中从物质功用角度直接描写自然景物的作品并不多，我们大量看到的是这样一些景物描写：“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周南·关雎》），“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周南·桃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卫风·氓》）、“风雨凄凄，鸡鸣喈喈”（《郑风·风雨》）、“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秦风·蒹葭》）、“山有扶苏，隰有荷华”（《郑风·山有扶苏》）、“彼泽之陂，有蒲与荷”（《陈风·泽陂》）……显而易见，上面所写的自然景物，已不囿于物质功用的考虑，而与人们的精神生活、心理活动和感情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所表现出的自然美的意识，比起《葛覃》《驺虞》来，已有了重大的演进。
还有一种情况，周人通过祭神等活动，间接地描述了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关系如《小雅·大田》：
大田多稼，既种既戒，既备乃事。以我覃耜，
俶载南亩，播厥百谷，既庭且硕，曾孙是若。
这是周代的一首农事诗，其内容是写农业生产中选种、修械、耕种、除草、灭虫、收获等情状。诗中不仅以白描手法，生动地刻画了农业生产的场面，而且，深刻而集中地反映了周代的生产关系。从中亦可以看出，周人已经把自己融于大自然之中，这种耕种、除草、灭虫、收获诸项活动，诚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之表现。类似的诗歌还有《小雅·瞻彼洛矣》、《小雅·楚茨》等等。
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日益丰富与复杂。大自然不仅是人们摄取物质资料的源泉，也为人类提供了精神生活的需要。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步觉察到大自然中的万物与人类的社会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人类的社会生活有着多方面的象征意义，自然界内在的有规律的运动也与人们的情绪感受有着一种不可言状的相通之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周南·桃夭》），美丽的鲜花使人想到容貌姣好的姑娘；“鸿雁于飞，哀鸣嗷嗷，”（《小雅·鸿雁》），好似“劬劳于野”的流民；“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邶风·谷风），风雨交加的景象总是使人产生凄凉之感；而“雍雍鸣雁，旭日始旦”（邶风·匏有苦叶），大雁叫，朝阳升，这生机勃勃的景象，则唤起人们心中美好的希望。人类的情感和情绪与自然界中的事物对应还有比这更直白的，如《召南·摽有梅》，诗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个怀春少女，当她看到梅树上“其实七兮”、“其实三兮”到“顷筐塈之”时，终于发出“求我庶士，迨其谓之”（有意的男儿追求我吧，不要婚礼，我马上跟你结婚）的叫喊，真有点迫不及待之状，又有如北朝民歌中的“老女不嫁，呼天抢地”之叹。还如《邶风·匏有苦叶》中女主人公感觉到自己周围的事物在强烈刺激着她：济河水涨，引起她思绪如潮；山鸡鸣叫，勾起她爱欲如火，此时她竟大胆直率地唱道：“你快来娶我吧！”与《召南·摽有梅》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诗经》的作者们在生活现实中发现，人与大自然之间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即人的思想情绪可以在自然界中找到“对应物”，而人们微妙的内心世界，细微的心理活动，也可以通过这些具体形象的“对应物”来表达。正是基于对人与自然的这种对应和谐的关系的认识和为了表现这种对应关系，《诗经》的无名作者们创造了“比兴”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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