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狭缝间的两扇门
作者：眭海霞
关键词:“五四”女作家 情爱小说 主体意识 性别体验
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社会革命的此起彼伏,如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都对传统女性观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尤其“五四运动”,它作为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将传统理性中被虐杀的“人”､“自我”､“个性”､“平等”､“自由”等作为一个时代的精神价值追求｡周作人曾把“五四”人的发现与女性的发现相提并论,认为人的发现的突出贡献是女性的发现｡这样,女性终于“浮出历史地表”,在时代的潮流中占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她们呼吁男女平等､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新青年》发表的《本志宣言》说:“我们相信尊重女子的人格和权利,已经是现在社会生活进步的实际需要”,女子相对于男子独立的权利提到人格的高度加以论述,这就标志着女性主体意识开始觉醒｡冰心有一句名言:“我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女人｡”①庐隐也说:“不仅仅作个女人,还要作人｡”②然而,由于中国没有发生过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每一次妇女的解放都附属于大规模的社会革命或思想文化革命｡“妇女自身不是目的,妇女解放只是一种标志,一种争取社会进步的标志,一种反封建的手段｡”③正因为中国没有产生自己独立的妇女理论,缺少一套自我的思维方式､价值体系､评判标准和语言系统,因此“五四”崛起的第一批现代女作家及其作品在书写女性自我主体意识时常常陷入尴尬与失语的境地｡
爱情是女性文学中最为重要而永恒的主题｡拜伦说:“男人的爱情是男人生命的一部分,是女人生命的整个｡”④因而,“五四”时代首先“觉醒”了的女性,她们高举爱情自由的“旗帜”,向封建传统礼教以猛烈的冲击,既与当时个性解放的时代总主题相呼应,同时又没有丧失女性性别体验的真实表达｡其中冯沅君对爱情的呼吁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旅行》描绘了一对在校读书的异性青年隽华和士珍,为完成“爱的使命”,一起到外地旅馆同住了十天｡《隔绝》和《隔绝之后》记述了这对青年如何受到家庭的高压和隔绝,而不能在一起,因此两人先后服毒而死｡这几篇小说突出表现了“五四”新潮给中国男女青年带来的现代性爱觉醒｡他们以恋爱为中心来捍卫人格独立与意志自由,隽华斩钉截铁地说:“生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人们要不知道恋爱自由,则所有的一切都不必提了”(《隔绝》);“爱情都是绝对的,无限的,决不能因为甲部分牺牲乙部分”(《隔绝之后》)｡但是,她们这种对爱情的大胆追求与反叛只限于心灵的沟通,而不涉及性的关系｡“相处十几天而除了拥抱和接吻密谈外,没有丝毫其他的关系”(《隔绝》)｡
在“五四”女作家情爱的书写中,这种“灵与肉”相分离的现象广泛存在,如《归雁》中的纫青与剑尘;《象牙戒指》中的沁珠与曹子卿;《父亲》中的“我”与继母等｡因而一些评论者都会不无遗憾地批评女作家有意规避性爱题材的深度描写,从而对“五四”时期女性爱情的真实性产生怀疑｡然而我们却不能否认,为附和时代爱情的定义,有意去规避“性”问题,并不意味着其中女性体验的虚无和沉寂｡如“我只觉得对于晚上将要实现的情况很可怕——但是仅仅用害怕二字来形容我所觉得的也不曾妥当,因为害怕的情绪中,实含有希望的成分”(《旅行》)｡这是一个少女对她那具有使命意义和人生意义的初夜所产生的希望与恐惧｡不论对于哪个女孩子,这种对于性的梦想本身就包含着很多惴惴不安的因素｡因而她在美妙的憧憬中显得异常的烦躁､兴奋和不安｡即使书写“高门巨族的精魂”的凌叔华,也在以另一种方式展现着旧式家庭里的女性的独有心理体验｡如《吃茶》中的芳影一次偶然机会认识了从国外归来的留学生王斌,他的一举一动使她生出幻想和错觉,使她坐卧不宁与暗怀期待,这无意搅动了她少女的情怀｡从这些文本的解读中,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个个真实少女的性别体验与女性经验｡当然对于非常时代的非常女性,“五四”女作家背负了太多的时代责任､角色义务和社会压力, 她们专注于精心塑造“叛逆”一代的社会形象,与整个时代相呼应,甚至不惜冒着被男性话语重新规定､整合的危险,与男性一道作为反封建的同盟军｡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那个时代觉醒了的女性所独有的性别体验与女性自我,虽然这种性别体验的表达还是非自觉的､无意识的,还没有成为她们真正的写作目的和文本主体,然而毕竟已经萌芽并走上了轨道｡
“五四”女作家对时代激励下走出家庭､获得了婚姻自主的知识女性的命运和处境,也做出了生动具体的反映｡如庐隐的作品《前尘》《胜利以后》《幽弦》《何处是归程》等真切细腻地描写了在婚姻问题上“胜利以后”的女性们不可名状的失落感和复杂矛盾的精神状态,不仅反映了一代知识女性的精神苦闷,而且展示出现代女性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和人格独立的要求｡当然对这种两性关系契入最深的要数凌叔华｡她笔下的《酒后》《春天》《花之寺》以及《他俩的一日》等,都发生在一类新型家庭中｡这里的新妻子除去妻这一传统角色之外,还具有“五四”时期显著的“人”的要求,包括理智､精神追求､情感需求｡《酒后》描写在一次家庭宴席之后,女主人公采苕在与丈夫几次三番的交涉中,最后才征得他的同意去吻一个她钦慕已久的异性朋友;《春天》里的女主人公霄音在恼人骚乱的春天惦念一位病魔缠身的倾慕者｡在这两个故事里,可以看到女子心目中除丈夫之外的另一男子形象,他对夫妻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构成一种威胁,而只是十分微妙的女性心理补偿｡这种女性所特有的内心体验,是微妙而复杂的､难以言说的｡对于采苕而言,子仪只是一个象征,她只是想完成她少女时的梦想｡在这里,“她冲破妻子的那种隶属､忠实､爱丈夫的角色,而变成为心怀憧憬的､幻想着的､追求着的性别自我”⑤｡当她从丈夫那里得到这种愿望要求时,却又“不要Kiss他了”,在这里她的这种要求只是想证实自己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自我的主体而存在的,而不是属于某个人｡同样在霄音那里,她在春天的那种烦躁不安的心情正是既做妻又做“人”的两重关系冲突的表现｡无论是采苕或是霄音的举动无疑是对男性统治结构的一种挑战与叛逆,说明她们的存在不仅仅是作为他们的妻子,而且有自己的精神追求｡作者曲折闪现了时代飓风在某些知识女性心海中所荡起的一点点微波涟漪｡
显然,“五四”女作家不仅仅表现了女性要求走向社会的愿望,做独立人格的女性,而且还揭示了两性间､恋人间､夫妻间的那种不可互通之处｡这一点在苏雪林的《棘心》中也有所表现,醒秋两次写信期盼着自己的未婚夫叔建能来法国和自己相聚,安慰少女那颗干涸的心灵,却两次被不通情感的他所拒绝;其实他并非有意,只是难以理解她的想法,更别说进入她的内心世界了｡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女性性别意识觉醒之时的最初“骚动”,它具有区别于男性的独立的生命体验｡如果说男女双方自由恋爱获得的胜利是向传统的一种示威,性别意识被湮没于双方的构建中;那么胜利后的“两性世界”中,女性才真正体会和感受到她的爱人､丈夫､最亲密的人,并不想或不能深入她们的内心世界,这不能不让她们感到“迷惘”｡但是当作家刚刚深入之时却戛然而止,而以温和的态度,在机智的叙述中或戏谑调侃中一切归于平常,让她们处于一种被压抑的状态中｡她们所涉及的女性群体的一些独有经验,仅仅是“浮光侧影”,让人扼腕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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