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论毕飞宇小说中的现代意识
作者：翟文铖
关键词:毕飞宇 民族寓言 现代性 权力
假如依照题材划分,毕飞宇的小说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拟历史小说､都市小说和乡村题材小说｡无论哪种题材,他的创作都表现出了浓烈的现代意识:他的拟历史小说和乡村题材小说,主要围绕着启蒙话语展开;而都市小说,则从现代性的角度对当下都市的现代和后现代状况进行了思索｡
一､拟历史小说:“民族寓言”式的文化反思
一九九一年,毕飞宇携着《孤岛》登上了文坛,此后连续创作了《祖母》《叙事》《楚水》等一系列历史题材的小说,有人称之为“拟历史小说”｡他的这些小说带有明显的实验色彩和后现代意味,但在总体上却保持着现代性价值立场｡在形式上,他回响着先锋派未尽的余音,以一枝略显生涩的笔,探索着叙事的多种可能性,但又表现得相当克制,既没有沉浸于语言狂欢,也没有迷失于叙事圈套,而是大致保持了故事的完整性｡和众多的先锋派作家一样,毕飞宇对传统的认识论提出了质疑｡他对历史叙事的“线性因果线”进行了颠覆:“历史当然有它的逻辑,但逻辑学只是次序,却不是规律｡”(《叙事》)他对历史的真实性进行了反诘:“现在的城墙复好如初,砖头们排列得合榫合缝､逻辑严密甚至比明代还要完整,砖头怎么反而又多了出来?”(《是谁在深夜里说话》)但是,毕飞宇对历史叙事的消解并没有导向虚无主义,而是从文化反思的角度,试图在更深的层次上把握历史本质｡
在总体上,他的拟历史小说还属于“民族寓言”｡詹姆逊认为,在现代性话语中,“民族寓言”式的写作是第三世界文化的宿命般的表意方式,“第三世界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的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在中国,这种“‘民族寓言’式的书写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由‘普遍人性’的抽象准则出发,将中国书写为一个时间上滞后的､无法跟上世界历史的统一进程的社会和民族;一是由文化及精神的特殊性的强调将中国书写为一个在空间上特异的､充满着东方的神秘的诗意和美的社会和民族,它也就根本无法进入世界的历史”｡毕飞宇的早期创作融合了上述两种倾向｡一方面,他对国民劣根性进行了批判:陆秋野深得中国书法精髓,面对板本六郎对女儿婉怡的性占领,竟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懦弱(《叙事》);冯节中通晓传统文化三昧,却趁着水灾,无耻地逼良为娼,还谄媚地逢迎日本侵略者(《楚水》);而在人与人之间,“彼此渗透､侵蚀､阴谋､设陷､锱铢必较､针锋相对,又显得亲昵､依偎､闲适和大度,那样地随遇而安”(《楚水》),看不到活力,看不到血性,也看不到希望;面对国人的怯懦与卑劣,作家不无愤懑地说:“上帝只赋予人类两样最重要的东西,一是创造力;二是忍耐力｡上帝分别把他们赐给强大民族和弱小民族”(《叙事》),他已充分意识到了中国与强势民族之间国民性的巨大差距和时间上的滞后性｡另一方面,他对传统文化的诗性之美予以反思:尽管对国民劣根深恶痛绝,但毕飞宇不像鲁迅先生那样,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对于中国文化的诗性特质,甚至是不无迷恋的,阴性的茶､阳性的酒､书法中的禅意､画中的散点和留空､围棋中的“空”……他笔下的传统文化,都渗透着一股沁人心脾的氤氲之气｡鲁迅先生当年就对传统文化救国保种的乏力深感失望,他说:“我们要保存国粹,须得国粹也能保存我们｡”与之相类,传统文化给毕飞宇带来的不是振奋,而是感伤,他甚至暗示了这种美丽与衰败的内在联系｡
中国,作为强势文化的“他者”,对于它的命运,不能不使人忧心忡忡｡《叙事》就表达了这种深深的文化焦虑｡“人体是历史的唯一线索,人体是历史的唯一叙述语言｡”但是,当“我”在追索自己的家族史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自己的父亲竟是奶奶婉怡被日本人板本六郎奸污后所生,“这样的大屈辱产生了父亲,产生了我,产生了我们家族的种性延续”｡更可怕的是,“我”怀孕了的妻子林康,同她有四分之一外族血统的老板有染,于是,将要出生的孩子的种性也受到了质疑｡人体是历史的载体,也是文化的载体,种性危机,实际上象征着传统文化已经丧失了生殖繁衍能力｡而《楚水》中的冯节中的可耻结局,也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老弱糜烂的传统文化的命运｡
对于传统文化,毕飞宇虽带有一丝怀旧的感伤,但总的讲,还是清醒地意识到了它的滞后,它的腐朽和垂死,并表现出了决绝的态度｡他激进的反传统的启蒙立场,体现出现代性的价值取向｡
二､都市小说:主体性的召唤
一九九五年,毕飞宇开始转入都市题材小说的创作｡游戏厅､老虎机､酒吧､歌舞厅､流行歌曲､超级别墅､高级汽车……在这些小说中,现代气息非常浓厚｡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那个夏季那个秋天》中,毕飞宇表述了自己对现代性的基本判断:“现代性使我们的身体远离和失去了水､空气､泥土､空间维度､草地､亲情､邻里､烛光､缅怀､混沌｡现代性使人只剩下了时间这么一个东西｡时间是可怕的……现代性正是人类的监狱,现代性使时间变得分外急迫,让你像擀面条那样把时间越擀越长,但是你无处藏身｡你不论藏在哪儿别人都可以通过一组数码找到你,你的生命完全地数字化了｡被数字极端化了､典型化了｡”他的都市小说,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上述认识展开的｡
自然情感的匮乏｡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都市化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家庭,走向都市,参与到市场竞争中去,从日常生活主体转变为非日常生活主体｡这是历史的进步,但也带来某些不良影响,自然亲情的残缺就是其后果之一｡在《哺乳期的女人》《彩虹》等小说中,毕飞宇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思索｡旺旺的父母到城里跑生意,旺旺就跟着爷爷在镇上生活｡他从小没有吃过母乳,每次看到惠嫂给孩子喂奶,旺旺就生出无尽的羡慕与神往｡一次,他不能控制自己的冲动,冲上去在惠嫂的乳房上咬了一口｡在这里,乳房是母爱的象征,旺旺所表现出的对于乳房的亲近､渴望与行为的反常,实际上表达了他对母爱的渴求｡旺旺由此遭到大人的非议和爷爷的鞭笞,实际体现了成人对孩子合理感情需要的漠视,正常心理的摧残,由此衍生出了一种悲剧力量(《哺乳期的女人》)｡《彩虹》是毕飞宇新近发表在《北京文学》上的一个短篇,写的则是现代都市老人对时间的逃避以及他们的孤独与寂寞｡在题材与手法上,与《哺乳期的女人》如出一辙｡
欲望对爱情的消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爱情在文学中匿影藏行,爱欲开始萎缩为纯粹的“性”｡在《那个夏季那个秋天》中,耿东亮爱上了歌手筱麦,罗琦导师般地对他做了分析:“这肯定不是恋爱,不是单相思｡你想女人了｡”爱情被简单地等同于欲望｡《款款而行》写嫖娼､《与阿来生活二十二天》《家里乱了》写的是女主人公对性的追求,人在这个世界上似乎已经微乎其微了,性成了最后的安慰和乐趣,而爱情成了人们梦中的谎言｡“‘性’的崛起乃是主体的衰落以及历史神话解体的必要补充,某种意义上,它是‘新时期’意识形态破裂散乱的碎片,折射出后个人主义式的叙事企图冲进那些不可洞见的幽暗之处,也许它还表明一代人对生活的特殊理解｡”
科技对人的异化｡在西方,科技对于人的异化问题,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但在中国文坛,还鲜有人对这一主题做出反思｡《遥控》写的就是人在科技环境下的生存体验｡主人公衣食无忧,成天关在二十八层楼里,靠一堆遥控消磨时间｡“遥控能够使生活的复杂性变得又简单又明了,抽象成真正的举手之劳｡”电视节目可能会给人以“震惊”,但司空见惯之后,它就会钝化知觉､冲淡经验､消减激情,还会使人陷入了恶性循环:“它给你厌倦的同时,也能够让你产生一种更为要命的依赖——你需要它｡”(《那个夏季那个秋天》)机器给了人安逸,但也对人的创造力和自由感进行了剥夺｡“我们面对的世界是一些数字和抽象观念,这些东西使我们丧失了任何一种具体的经验｡”而直接经验被掏空,生命本身就不复有真实感了｡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