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生命意义的消解
作者：祝东平 刘富华
关键词:自然生命 受限 生命意义
阎连科说:“《受活》不是突然产生的作品,它是沿着以前的作品一路走下来的,可以说没有《坚硬如水》,没有《日光流年》,也就没有《受活》｡”为了解读《受活》,我们回溯阎连科的作品《坚硬如水》《日光流年》《年月日》,直到《朝着东南走》｡在《日光流年·自序》中,作者说:“我必须写这么一本书,必须帮助我自己找到一些人初的原生意义｡”其实阎连科这一系列在“超拔的想象”中创作的作品都可以看做是作者对“人初的原生意义”的探索｡
《朝着东南走》中,父亲从大人物身上感受到战争的残酷,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可能的富贵荣华,朝着东南走去寻找太平快乐的生活｡他走出了战争,走出了开放的世界,走进了与母亲的日常生活,走进了封闭的自然生存环境｡这里衣食丰足,生存的物质需要有充分的保障,可是当父亲与母亲爱的激情消尽后,父亲又朝着东南走了｡父亲去寻找什么,阎连科对生命原初意义的探索就从这里开始了｡大自然是人类生存的第一场所,与大自然的物质交换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物质保障,在与大自然的物质交换中人类得以维持温饱的生存,然而仅有温饱､仅有丰衣足食,对于人生来说是否已经足够?
《日光流年》中的人们面对死亡的威胁感叹:“活着该有多好呀,能吃能喝,能穿衣,能睡觉,手能摸,眼能看,耳能听,嘴能说”,然而阎连科的探索表明,生存并不是生命原初的意义,生命原初的意义是求生存｡自然生命是有限的,人类的生存环境是受限的,生命的意义就是对有限性的不断突破,对受限环境的顽强抗争｡《年月日》《日光流年》两部作品,作者都将他的人物置于远离人类文明的大自然中,他们以自然生命的本体面对大自然,他们的奋斗是为了突破生命本体自身的受限｡众所周知,人类享受着大自然的恩惠,也承受着大自然的狂暴,在面对大自然求生存的过程中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先爷面对茫茫旱荒,为了一棵玉蜀黍,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这是人类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奋斗,虽然,并未达到预期目的,从先爷个体来说,他失败了,但是,从人类来说,他完成了一代人的职责｡人类面对大自然的奋斗是无穷无尽的,一个人､一代人不过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先爷的奋斗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生生不息的重要基础,阎连科表达了深沉的崇敬之情｡《日光流年》中,阎连科以三姓村人的寿限凸显人生命的有限,三姓村人的寿限只有四十岁,死亡的原因是喉堵症,这就使必然的死亡中的偶然——死亡的时间､方式都成为必然｡生命的有限性——死亡,给人类的威逼由模糊变得具体,由遥远变得切近,更强烈､更震撼人心地裸呈在人们的眼前｡三姓村人为了突破生命的有限性一代代不计代价地与大自然抗争着｡一代代人在与死亡的抗争中走到今天,人类还将在与死亡的抗争中一代代走下去｡个体生命的有限性是自然生命永远无法突破的,然而,为突破生命有限性而进行的奋斗是生命最本体的要求,是人类的希望所在｡
《坚硬如水》表现的是,对超出生命本体需求的名与利的追求,是人类群体中的争夺,是人与人之间的尔虞｡主人公高爱军的生存环境是浸润着中国传统文明——理学的程村,理学的三纲五常要求人们适应差等的环境｡“文革”给高爱军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他高喊着革命,目的却只是权力——改变地位的武器｡“我当了县长,这个监狱我要让谁住,谁就必须住进去｡” 而这种将他人客体化欲求的畸形发展,造成了一个个社会政治风潮,《坚硬如水》的社会政治风潮也不过是一些不满足生命本体欲求的畸形生命造就的｡这些畸形生命的疯狂竞争,必然没有最终的胜利者,高爱军的失败是必然的｡
《受活》表现了两种对立的生存环境,一种是自然的封闭的,与外界社会政治隔膜的自在群体——受活村,生存其中的都是受限的自然生命,阎连科以身体的残疾凸显生命受限这一观念｡大自然为这些受限的生命提供满足本体欲求的基本条件,让他们有生存的足够物质保障——粮食｡这些人因为受活婆的善良而走出战争,走出因战争带来的灾难,而生存在这片丰足的土地上,过着受活的日子｡自然生命的受限——残疾,使他们安守这宁静的衣食无忧的受活日子｡另一种是受活村以外的政治社会､利益社会,其中有着各种超出本体欲求的诱惑｡茅枝因战争的创伤从外界社会来到受活村,初期,她因心灵的创伤､身体的创伤,满足于受活村这一生存环境｡但是,她的创伤逐渐平复,甚至她腿上的残疾也几乎恢复｡她不再感到自己是受限的,她渴望更加广大的生存环境,满足自己超出本体需求的欲望｡于是,她开始带领受活村走出封闭,走进当时狂热的社会政治风潮中,她成了受活村的执政者,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从此,受活村不再是社会政治之外的自在村落,外界的社会政治风潮开始冲击它､影响它｡阎连科极端地表现一次次政治风潮对它的冲击,铁灾､黑灾､红难等等,受活村人基本的生存条件受到了威胁,退社是为了回到自在的生命状态｡
外界社会转型,由政治社会进入利益社会,县长为了“名”用“利”(超出生命本体欲求的)诱惑这些渴望回到自在状态的人们｡购买列宁遗体,这一荒唐想法凸显了县长对“名”的疯狂而畸形的野心｡受活村这些受限的生命,为了超出本体欲求的“利”,依靠着他们自身生命的局限,走进外界利益社会｡阎连科夸张地描写他们的“绝术”表演,凸显受限生命对“利”的渴求｡生命的局限被极致地利用,受活村人在人们好奇的目光下满足了金钱欲望,外界社会在欣赏生命局限的同时,羡慕嫉妒这些受限的生命,阎连科不无痛心而又尖刻辛辣地嘲讽着这些被利益驱动的生命｡受活村人枕头里､被子里､衣服里那些金钱,已经成为这些自然生命本体的沉重包袱｡最终,这些靠着生命局限得来的利益,又因生命的受限而失去｡当他们被困纪念堂中,生命本体受到威胁时,他们又渴望回到自在状态｡狂热地追求“名”的县长受挫后,也自己斩断了可以在外界社会驰骋的双腿,以受限的生命形式来到受活村｡
《受活》是一个年代背景明确的寓言,告诉人们生命都是受限的,嘲讽对超出生命本体欲求的“名”和“利”的追求｡这部作品阎连科的创作风格并没有多大的改变,仍以夸张的笔法､极限的语言凸显作家的意图｡但是,我们感到阎连科已经消尽了生命的热情,先爷､三姓村的人们,包括高爱军们,他们珍爱生命,他们感到生命的受限,为突破生命的局限而尽着自己的努力｡就是高爱军,作家可以嘲讽他的革命,但是不能不对他的生命热情表示真诚的崇敬之情｡《受活》中作家不仅嘲讽人们为“名”和“利”而作的努力,连突破生命本体受限的奋斗也被生命必然受限而消解,受活村的人们只是享受着大自然的恩惠,满足着受限的生命｡甚至他们的生活的美好也只是表现为粮食——生存的物质基础的丰足｡
《朝着东南走》《日光流年》等作品对生命原初意义的探索使作品渗透着强烈的生命意识,《受活》则已经不是探索,而是用受活村人以及县长对超出本体欲求的“名”和“利”的狂热追求及其失败告诉人们,生命是受限的,人应该承认生命的受限｡当然这表现了作家对当下社会围绕“名”和“利”畸形追逐的极度厌倦,不无社会批判意识｡但是,以身体的残疾外化生命受限这一意识,给人过多的被动感､无奈感｡并且,种散地､过倒日子,也并没有陶渊明营造的世外桃源美好,其中的生命只是在满足生命基本欲求的状态中自然消耗｡人是永远在发展的｡求生存,不断突破自然生命的局限,是生命的意义,是生命生存的永恒动力｡阎连科以残疾外化生存受限的意识,之所以不给人以美感,就在于其不可突破,并且不是自主选择,而是被动地接受,让人们接受一份毫无希望的人生,生存在不可突破也没有突破希望的生活中｡
父亲朝着东南走,去探索生命更开放的内容｡先爷､三姓村人的生存就是为了突破生命的局限,他们竭尽生命的能量;高爱军的疯狂是为了在群体中为自己争得更多的自由,他们都不可避免地失败了｡但是,这些作品中,渗透着作者的思考,浸润着作者对奋斗者的崇敬之情,读者在感受求生存艰辛的同时,也感受到生命的意义——不断突破生命局限的希望｡
但是,《受活》却以最终的失败消解生命过程的奋斗,以生命的必然受限消解突破生命局限的奋斗｡《受活》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受活村的男人们也曾朝着东南走去寻找更美好的生存方式,但是,从东南朝着受活村走了一生的老者,告诉他们一生的不断奔走追求,得到的“盒子里,空荡荡连秘方的一块纸片都没有｡连一块土粒都没有”｡而受活村的“男人们都走得累极了,谁也不再提离开受活和女人们的事情了,就都安心种地过自家的日子了”｡他们满足了他们受限的生存环境,在丰足的物质基础中享受着生命,消耗着生命｡
从《朝着东南走》开始的生命意义的探索,到《受活》得出结论:生命的受限是不可突破的,生命就是一段自然过程｡阎连科彻底消解了生命的意义,消解了生命作为主体的存在｡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祝东平:吉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刘富华: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