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女性化和日常化的历史

作者：吕　颖

　　“文革”这段历史,对于文学正史的宏大叙事来说,可以大书特写,而对市民的生活史和女性的情感史而言,就是隐私被揭,流言蜂起:“一九六六年这场大革命在上海弄堂里的景象,……它确是有扫荡一切的气势,还有触及灵魂的特征｡它穿透了这城市最隐秘的内心,从此再也无藏无躲,无遮无蔽｡这些隐秘的内心,有一些就是靠了黑暗的掩护而存活着｡它们虽然无人知无人晓,其实却是这城市生命的一半,甚至更多｡……现在全都撕开了帷幕,这心便死了一半｡……这城市的心啊,已经歪曲得不成样了,眉眼也斜了,看什么,不像什么｡”这时的王琦瑶带着私生女,怀着“不得哭不得语”的隐私,在“文革”中的境遇可想而知｡关于这段历史,作者以理性洞悉了政治的必然,而作为一位女性作家的深层情感却使她大恸而止,大音息声,女性心灵的书写在此中断｡但上海屋檐下的日子仍达观地继续｡
　　在王琦瑶的晚年,误入她情感世界的是一位青年男子“老克腊”,“老克腊”憧憬的是旧上海的罗曼蒂克,由于王琦瑶的误认与误导,走入了一段不该走入的风情｡再是不老的女人,三十年的时光隧道毕竟是无法穿越的历程,“老克腊”终于触及了旧时光的核心,他对王琦瑶生起的是微妙的怜惜之情,而一生无依的王琦瑶却把这青年怀旧的温情当成了迟到的风情,误写了心灵史上最黑暗也是最无奈的败笔!除了在爱丽丝公寓里短暂的繁华旧梦,王琦瑶的一生都在上海弄堂里度过,但王琦瑶的心多半都在旧日的繁华梦中,这是游离于主流的社会政治生活之外的女性特有的生存心态,西蒙娜·波伏娃曾准确地阐释了这种女性的生命流程:“时间从来没有带给她新鲜的东西,时间对她来说不是创造之流;因为她命中注定过着重复性的生活,她看到的将来也只是过去的重现｡”也许正是由于这样的生存价值观,王琦瑶四十年的罗曼蒂克才落得个可怜的结局｡
　　从王安忆独特的女性化叙述视角和《长恨歌》所展示的女性化历史入手,进行文本的细读式批评,小说所描绘的镜像化世界的确让人心旌摇曳｡风光旖旎的上海,美丽而家常的王琦瑶,上海弄堂里的寒来暑往､嬉笑人生,这一切真实细腻､形象生动犹在镜中,我们在此岸遥望,但这是一个我们无法走进的彼岸世界,这个世界与现实经验世界是同形而异构的｡王琦瑶是上海弄堂里家家都有的纯情女儿,她虽曾有成为“上海小姐”昙花一现的荣耀,但却在上海的弄堂里终其一生;作为上海弄堂里的女性,她过着上海市民最稳定而庸常的日子,她是一个族群､一个城市的符码,在她身上活生生地向我们演示着上海人的生存智慧与精神,作者展示了上海这座城市最潜在的精神和历史以及上海女性的生活和心灵;在女性化的视野中,上海这座城市不是一个金戈铁马,挥斥方遒的男子,而是一位优雅､隐忍的老妇,在她走向夕阳的曼妙身姿里,在她坚韧､耐心的日子里,在她时常变幻的服饰里,在她若隐若现的皱纹里,上海这座城市被忽略了的历史慢慢展现在我们眼前｡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吕颖(1964- ),吉林长春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
　　
　　参考文献:
　　[1] 冰心:《小鲍庄·序》,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2] 徐春萍:《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与王安忆谈<长恨歌>》,《文学报》2000年第10期,第26页｡
　　[3] 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6页,第77页｡
　　[4] 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
　　[5] 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9页｡
　　[6] 王安忆:《纪实与虚构》,转引自王绯著《自己的一张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7] 王安忆:《女作家的自我》(选自《漂泊的语言》),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419页｡
　　[8] 王安忆:《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选自《故事和讲故事》),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页｡
　　[9] 西蒙娜·波伏娃:《女人是什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第3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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