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民间形式和民间立场
作者：宿好军
从整体结构上来讲,《倒立》由两个部分,也即两个场景组成:第一部分诙谐戏谑,用街面上流行的粗俗俚语,写魏大爪子和他老婆及修鞋匠秦胖子三个人之间的说笑调侃,呈现出的是一幅典型的市井凡俗生活场景;第二部分相对严肃和纯粹,写的是老同学聚会中各色人物的言行,完全是当下官场人生的一个截面｡小说的这种结构形式,与我国北方某些地区的民间戏曲小品的形式完全一致｡在我国北方的一些地区,每逢在春节期间闹社火时,一般来说,在秧歌扭完之后,通常都要表演戏曲小品｡这时,便有一个穿着破破烂烂､脸上画得五花八道､手提一盏油葫芦的人(称为“油葫芦”或是“卖油郎”),风风火火地出场来绕着场子转上一圈,然后以自嘲､调侃､戏谑的口吻拉拉杂杂地述说一段与即将要上演的节目内容有关或无关的历史､现实等各类事情和笑料,甚至不惜丑化自己,插科打诨,洋相百出,惹得观众爆发出一阵大笑,之后引出后面的节目｡等到戏一开场,他便退到了幕后,剩下的就该由戏曲的主人公来表演了｡这样一种形式,实则是普通百姓对社会上各种丑恶与不平现象的一种轻松调侃和戏谑｡他们以其幽默机智的话语,从愤怒之中抽出谐趣,使其谴责喜剧化,从而给予温婉的讽刺和嘲弄｡评论家王干曾说《倒立》是二零零一年度“最漫不经心的短篇”｡其实,在看似“漫不经心”之下,作者写得并不漫不经心｡当我们从民间传统戏曲这一角度来看,会发现作者在小说的叙事结构上显然是很费了一番心思｡因此,我们在阅读这篇小说时,恍然如观看一出民间戏曲小品,内中的各个人物分领各自的角色,在舞台上做着有声有色的表演,其间既充溢着世俗生活的色彩,又具有民间特色的讽刺意味｡
在第一个场景里,活跃于舞台上的是魏大爪子｡魏大爪子这个人物是以极富戏剧性的手法出现的,其通体都是透明的,充满了下层人民的幽默和滑稽,其行为并不让人觉得卑微,反而倍觉真实可爱｡他一上台来,首先就给观众亮了一个相:“躲在一棵雪松的暗影里,赶紧把领带解下来塞到口袋里,又将西装脱下来揉搓了一阵｡”然后,便不厌其烦地给观众做着独白,同时还出乖露丑地做出各种洋相,活灵活现,极具夸张之能事,读来引人发笑｡在这里,作者安排魏大爪子这个人物,与卖油郎的角色是完全一致的,他的自嘲､对凡俗世相的调侃,实则蕴含着普通百姓对现实官场中的丑恶现象的嘲弄和讽刺;同时,他也串连起了后面的故事,让我们跟着他进入戏剧之中,不自觉地站在民间的立场,以平民的眼光去审视官场中人的丑陋｡因此,在这一场景里,作者先是让他以一种轻松的调侃语气述说着自己的生活:“我”是同学们中间混得最赖的一个,只是街面上一个毫无社会地位可言的修车匠,说话粗俗,日复一日只是修车下棋｡当老婆气喘吁吁､浑身肉颤地跑来告诉“我”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孙大盛设宴招待中学同学时,“我”正在和修鞋匠秦胖子杀棋,且一边还满嘴脏话地对骂:“你这个鸡巴炮什么时候跑到这里来了?——什么时候?你说什么时候?我的炮一直支在这里,就等着你跳马让路呢｡——没看到没看到｡——没看到?这就叫眼色不济吃苍蝇!下棋不看棋盘你看什么?——我看你老婆呢!——我老婆有什么好看的?——你老婆好看着呢,两扇大腚,一身肥膘,胳膊像腿腿像腰——我老婆一脚就把我们的棋盘踢翻了,骂道:你们这两块狗不吃猫不叼的癞货,我让你们下!我让你们下!”“我”和自己的老婆说话也是毫无顾忌:“跑什么?是家里起火了还是你被强奸了?老婆踢了我一脚,骂道:你这个鸟人,怎么一句人话都不会说呢?”“听听,越说越不要脸啦,我老婆说,你这样的货色,是死猫撮不上树,我这辈子嫁给你算是瞎了眼了｡”“你这样的也只能嫁给我,你想嫁给美国总统,可惜人家不要你｡”这些话语尽管粗俗不堪,但却极为符合这个人物的角色特征,它不仅为我们道出了一幅浓郁的市井生活画面,而且为整个作品建立在民间立场上以达到其应有的讽刺效果作了铺垫｡在这其中,作者还通过“我”之口,插了一段“我”收到斧头帮帮主的五十元假币的事情,又为这种民间生活重抹了一笔,从另一个维度表现了寻常市井百姓的真实生活｡所以说,这一部分看似闲散的描写,实则在小说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把整个作品置于一种民间生活的框架之中｡
正是生活在此种凡俗的市井之中,“我”对当下官场中人的不满与愤慨也就有了另外一种不同的谴责方式｡所以,“我”以夸张式的口吻大大咧咧地说:“别说他是省委组织部的副部长,他就是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老子该不尿他还是不尿他!他能管着全省的干部,但他能管着我吗?”“当官,谁当不了?别说什么副部长,让我当省长我也能当｡但你让他们来修修自行车试试,你让他们来修修皮鞋试试……”“他当了地球球长我也不怵｡”在这种民间式的戏谑之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了普通百姓对当前社会丑恶的愤懑,和对那些只知一心往上爬却不为老百姓办事的人的不屑｡而且,为了更进一步地表达这种愤懑与不屑,“我”不无讽刺地又对他们几个人的外号和他们在小时候的事情作了一番戏谑｡孙大盛——“弼马温”,肖茂方——“小茅房”,这些外号听着就让人忍俊不禁｡而孙大盛在上学时是什么样子呢?“这主儿,尿床尿到十六岁,翻墙头偷樱桃一不小心掉到我家猪圈里,还是我爹用二齿钩子把他捞了上来”,是个地地道道的“从小就偷鸡摸狗的坏蛋”｡这种典型的民间戏曲式的戏谑手法,不由使人想起元代著名杂剧《高祖还乡》中对刘邦的少时无赖泼皮相的刻画,简直有着相同的艺术效果｡
在调侃戏谑的同时,“我”还不时地故意丑化自己,极富戏剧性地在舞台上做着表演,并以自嘲的口吻述说自己的心理心态:在老婆的逼迫下换上西装扎上领带,一路上“感到所有的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进了市委宾馆的大院,把西装脱下来揉搓了一阵,本想抓把土做旧,但又怕老婆发疯只好又别扭地穿上;躲在树影里观察身穿西服的青年,而当那个青年的目光扫过来,“我心中感到怯生生的,脚下仿佛粘上了胶”;当“小茅房”的吉普车开过来时,“我像见到了救星一样迎了上去”;往里走时跟在谢兰英身后心猿意马地乱想;进了包房后“一腚墩在沙发上”;当孙大盛一来,“我原来是不想站起来的”,但身体自己慌忙地站了起来;孙大盛和“我”握手时,“我的手迫不及待地自己迎了过来”等等｡正如民间戏曲中卖油郎这一角色自嘲和丑化自己,其目的并不在丑化自己本身,也不仅仅在于博取观众一笑,而是借此对剧中人物的心理心态进行夸张式的丑化,在对自己的审丑中对剧中人物进行审丑,以更为有效地达到讽刺的艺术效果｡“我”的一连串的出乖露丑,实际上正是对“小茅房”等一干人的卑微心理的揭示,为随后他们在孙大盛面前的卑恭心态作了艺术上的渲染,从而使我们自觉地以审丑的目光对他们的表演进行审视,并进而进行谴责｡在这里,作者把这种民间艺术手法运用得极为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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