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对沉重现实的清醒观照
作者：温长青
关键词:罗伟章 我们的路 三农问题 人文情怀 典型形象
随着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与农民工问题的重视,越来越多的有着平民意识和人文情怀的作家,纷纷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处于社会底层的当下的农村和农民｡面对着农村普遍存在的让人心情沉重的种种现实,作家们没有回避,而是以清醒､冷静､理性的态度,进行了认真而又充满感情的审视和观照,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幅活生生的农民生存状态的画面,使我们听到了来自大地的另外一种声音｡罗伟章的小说《我们的路》(《长城》2005年第3期),就是这众多作品中极有特色的一篇｡
这篇小说所言说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主人公大宝哥春节前后回乡的经历､见闻､感受,构成了小说的叙事线索｡打工五年没有回过家的大宝哥,对家中的妻子与自己出来时才刚刚三个月的女儿,充满了思念牵挂之情｡但面对只有一张车票的现实,他犹疑再三,还是把车票给了同村的春妹——一个只有十六岁却已经成了母亲的女孩,因为她累累的伤痕更需要回家疗养｡他春节后买票回去,付出了两个月工资的代价——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回去,被老板扣押的工钱就要不回来了｡回到家里后,村人对春妹的议论,春妹对自己遭遇的叙说,老奎叔对春妹的态度,与妻子金花的冲突,贺老师的家访,农民工常年在外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真让他这个只是因为家里穷而与上大学失之交臂的农民工百感交集,最后还是在妻子女儿的恋恋不舍中,再次出门,走“我们的路”了｡
小说在漫不经心的叙事中给我们传递了许多信息｡曾经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很大贡献和很大牺牲的农民,生存状态依然没有多大改变,甚至不无恶化下去的趋势｡近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当然是有目共睹的,但毋庸讳言的事实是,许多农民并没能够脱贫致富,和全国人民一道共享改革的成果｡生活在落后凋敝的农村,他们当然也希望走出去,但这条路上的艰辛坎坷,却使得许多农民成了小说中的贺兵和春妹｡陕西籍民工贺兵因为老板克扣工资与老板争吵,大宝哥为了工资同许多人一道多次向老板下跪｡这是文学的描述吗?不,这分明是严酷的现实的真实写照｡拖欠农民工工资,近几年来愈演愈烈,已经成为引起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这也就难怪温家宝以日理万机的一国总理之尊,居然替农民工讨要起工资来｡而拿农民工的生命当儿戏,安全措施不到位,使许多农民工成为屈死的冤魂的事例,我们的耳朵都听得长出茧子了｡就在我起草这篇文章时,山西省某煤矿发生渗水事故,死伤数十名矿工的报道又充斥各种媒体｡小说中的贺兵,不过是无数冤死的农民工中的一个｡小说中的大宝哥,本来已经考上大学,但因为贫穷,只能去当农民工｡这种教育的不公平,具有普遍性,足以振聋发聩｡小说中春妹的遭遇,也正是无数农村打工妹的缩影｡
同时,小说中鞍子寺村的农民外出打工,一出去就是几年的有的是｡甚至有些家庭两口子一起出门打工,在外面怀了孕,一直挨到快生时才急忙赶回老家,满月刚过,把孩子扔给老人,就又出门了｡以至于留守家里的,成了所谓的“386199”部队｡村里死了一位老人,找遍邻近好几个村子,也凑不齐能抬丧的年轻男人｡由于疏于照管,村里死掉了三个孩子——或掉进水塘,或摔下悬崖｡在外打工的与留守家里的,因为长期的天各一方,以致出现了许多有伤风化的事情｡大奎叔为了供那个连考六次都不中的儿子上学,竟逼迫学习成绩很好的春妹辍学打工——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多么根深蒂固｡这一切,都说明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和农民工,社会应该给予的人文关怀,还存在巨大的缺失,由此也可见出党中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策多么英明,又多么及时｡
这篇小说的魅力并不是来自曲折动人的故事,因为我们看到的实在都是一些零零碎碎的生活片断,但正是这些带着毛茸茸的生活质感的画面,却形成了巨大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它让每个有着正义良知的读者,在如此沉重的存在面前,都会深深地去思索:再也不能无视三农问题的严重性了｡虽然小说不是要为社会开药方,“我们的路”到底应该怎么走,作者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予以确实的回答,但在这样严酷的生活面前,表现出如此清醒的意识,也就足以让人感佩了｡
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使得这篇小说读来亲切､自然｡以什么视角来叙事,是关系到作品主题表现的一个艺术技巧问题｡农民工的生存境遇,如果用第三人称来写,很可能理性有余而情感不足——因为小说中作者的叙述声音过于显豁,那是犯小说写作的大忌的｡而用第一人称来叙事,“我”即作品的主人公,作品的全部内容,即“我”的所见､所闻､所感,娓娓道来,便显得十分亲切自然｡小说中,春妹的遭遇,是“我”听春妹叙说的;贺兵因为老板克扣工资同老板吵架,以致他从脚手架上掉下来摔死,老板以一万块钱打发走了他的父亲,是“我”亲眼看到的;许多农民工给老板多次下跪,老板把农民工的血汗钱席卷一空､逃之夭夭,是“我”的一段难以与村人言说的经历;至于小说中着墨较多的“我”与金花的情感交流和冲突,壮劳力出去打工后农村的惨不忍睹的状况,更都是“我”或亲历或目见的｡因此读这样的小说,你似乎会感到,这是一个历经坎坷的过来人,向你敞开肺腑的娓娓倾诉｡作者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的关注､关爱之情,以及十分鲜明的平民意识和人文情怀,通过“我”的娓娓诉说,得到了非常含蓄而又非常直接的表现｡我们不能不赞叹这种叙述视角选取的巧妙｡
有着独特时代印记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是这篇小说的又一亮点｡大宝哥这个形象,跟以往农村题材作品中出现的农民形象相比,是一个异质的存在｡大宝哥不是《创业史》中的梁生宝｡梁生宝作为一个翻身农民,作为一个对社会主义新生活充满憧憬的农村共产党员,处在那样一个物质生活虽然贫穷､精神追求却异常丰富强烈､正气高扬的社会环境里,他成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带头人的形象｡大宝哥也不是高晓声笔下的陈焕生｡在饱受极“左”路线的摧残之后,陈焕生的精神已近于麻木;改革开放后新的农村政策的实施,给他带来了命运的转机,但他仍然不能算一个有觉悟的农民形象｡大宝哥就是大宝哥,这个形象自有他的典型意义｡作为四川东北部山区的一个进城打工的农民,他上过高中,虽然与大学失之交臂,但身上毕竟有了许多现代文化的因子｡他不再是浑浑噩噩的陈焕生,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从“我”的娓娓诉说中,我们可以听到这种思考的回声｡但是,浑浑噩噩的陈焕生能够自得其乐,而异常清醒的大宝哥却找不到真正属于他的“我们的路”｡因此在解读这个形象时,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那些耳熟能详的关键词:“三农问题”“一号文件”“科学发展观”“城乡协调发展”“建立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等｡虽然在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当下,我们很难再找到一位涵盖面巨大的农民典型,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那就是现代化无论对富裕地区的农民还是贫困地区的农民,甚至对城里人,都不是简单得如天上掉馅饼般的事情｡它首先是一种磨砺,虽然磨砺过后也许会迎来一片艳阳天,但人们面对的首先却是这样一个严酷的磨砺｡大宝哥今后的日子或许会有转机,无数的农民兄弟或许会有那么一天,能与城里人一道,沐浴在现代化的阳光下,充分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但现在——我们必须立足其上的现在——他们所面对的这种磨砺,以及在这种磨砺中表现出来的属于普遍的人性与经验中共通的东西,不正是大宝哥这个形象的典型意义吗?
《我们的路》反映出的农村现实,既不是沈从文先生笔下的湘西农村的田园风光,也不同于《创业史》等红色经典中呈现的那种激情澎湃的火热生活｡它反映的恰恰是当下真实的农村｡罗伟章笔下的农民,固然不是充分意义化和类型化的农民,但却是有血有肉有着真实情感的现实中人｡而且由于我们国家在国际环境中的落后地位,使得“农民工”问题成了“我们”共同的问题｡不是有一些城里人有意无意地对这些农民工持有一种文化和道德上的优越感吗?其实,当我们这些城里人或文化人在欧美发达国家进入不了人家的主流圈子时,我们的优越感还会存在吗?因此解决农民问题也就是解决我们自身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的路》,作者面对沉重的现实既能予以清醒观照,充满了平民意识和人文情怀,又能以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去努力寻求“我们的路”,的确是一篇好作品｡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温长青,河南省安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文艺学的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