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浅析李渔的双重人格对其创作的积极影响
作者：漆 亿
李渔一生混迹于江湖和风月场上,似乎只为自己奔波,而其作品的喜剧外衣,遮挡住了人们探求其内心的目光｡其实,在其内心和作品的深处,隐藏着许多的不幸和愤懑｡他在《意中缘》的“尾声”说道:“李子年来穷不怕,惯操弱翰与天攻,佳人夺取归才士,泪眼能教变笑容,非是文心多倔强,只因老耳欠龙钟,从今懒听不平事,怕惹闲愁上笔锋｡”对于现实生活的“不平事”,之所以懒听是因为“怕惹闲愁”,但这并没有使他竭力忘却,在其许多剧作中,我们都可以感触到他对一些不平事的愤懑情绪｡如《意中缘》中的杨云友,“家计凋零,治生无策”,靠卖画为生,这个地位低下的弱女子,一要受高利贷的盘剥,二要受流氓恶棍的欺凌,三要受骚人韵士的玩弄,作者对其坎坷不平的生活道路的描写,不正是反映了当时下层群众的生活遭遇和作者对这种“不平事”的不平情绪吗?
这种严肃的主题在李渔诗歌和传奇中也有表现｡李渔中年以后,家道毁于战乱,逃难中,他比较地接近了下层人民,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并给予真切的同情｡他在《写忧》诗中曾这样描述战乱中人民的苦难:“极目千家泪,惊心六月秋,试观旬日里,又白几人头?”[13]在一首五律《忧岁》中,李渔描述了一般人民的荒年之苦:人们糊口已经很困难,“复患收成少,连荒岂易过,大家忧独甚,饥岁食偏多”;但是官家还是照样征收捐税,所以还得“预储延吏酒,旦夕缓催科”[14]｡李渔还写过一首《获兔》,写“是人皆喜获,惟我独长吁”的一种感慨,表现了他对处于贫困状态的人们的同情之心:“非无三窟狡,只为一饥愚,试问皇皇者,谁无入口躯?”[15]李渔虽对封建制度和“圣天子”的天经地义的合理性从未怀疑,但战乱生活的不幸遭遇,毕竟使他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官与兵对人民的残暴｡在许多诗文中不同程度地对官兵的罪行作了揭露｡他甚至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兵”比“贼”更坏:“贼心犹易厌,兵志更难遂｡”[16]在《风筝误》传奇中,李渔也顺便写到封建军队的腐败,他给那些武将起的名字是:“钱有用”､“武不消”､“闻风怕”､“俞敌跑”,“身为带兵之将,从未上过战场,只为饷钱而来”[17]｡李渔在他的小说中也对当时腐败黑暗的官场吏治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和批判,如《连城璧》第二回写一个比较安分的官蒋成,数年之内,敛金数万;至于贪官恶吏,可想而知｡李渔发议论说,人一入官场,须先“把良心洗去”,“把天理告辞”｡这也表现了他世界观中积极的方面｡
这些积极的方面大多因为李渔自相矛盾的双重人格,而被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让人们感觉到,作品中到处充斥着大量的封建思想和道德观念,而且格调低下､浅薄庸俗,艺术形式上过于纤细淫巧,使得“戏曲已不复为艺术,而沦为工艺,与花木､居室､饮食等并无二致”｡这些都导致了人们对他艺术成就评价不高和对其为人一定程度上的贬斥,从而忽视了他作品中不同程度的严肃主题,自然也无法更加全面地､深刻地认识李渔｡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漆亿(1963- ),重庆交通学院人文学院教师,主要从事大学语文和对外汉语教学｡
① 李渔在《与李雨商荆州太宁》的信中(见《笠翁一家言全集》卷三),自称“渔虽浙籍,生于雉皋(今如皋)”｡
② 按1981年第四期《戏文》考为1610年生,1680年卒｡
③ 《丁卯元日试笔》,《笠翁一家言全集》卷六｡丁卯是1627年,李渔时年17岁｡也许这是李渔所存最早的诗｡
④ 《<笠翁诗集>序》,《笠翁一家言全集》卷五｡
⑤ 《笠翁一家言全集》卷三｡
⑥ [清]董含:《三冈识略》卷四｡
⑦ 《闲情偶记》余怀序｡
⑧ 李调元:《雨村曲话》｡
⑨ [日本]青木正儿:《中国近代戏曲史》｡
⑩ 《闲情偶寄·词曲部·戒讽刺》｡
[21] 臧懋循:《元曲选·序二》,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
[22] 《连城璧》第三回《乞儿行好事 皇帝做媒人》｡
[13] 《写忧》之四,《笠翁一家言全集》卷五｡
[14] 《忧岁》,同上书｡
[15] 《获兔》,同上书｡
[16] 《甲申纪乱》,《笠翁一家言全集》卷五｡
[17] 《风筝误》第十出,《笠翁十种曲》｡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