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现代江南作家的柔性艺术风格
作者：黄 健 王华琪
关键词:江南文化 现代江南作家 柔性艺术风格
从中国文化的整体视阈上来审视江南文化,可以发现它不像北方中原文化,由于“平原故址,其地无高山危峦,其野少荆棘丛杂,马颊高津,经流直下,无委蛇旁分之势,故其人情亦平坦质实,机智不生”(《陵县志·序》),所显示出的多是一种开阔､直率､粗犷的特点,而江南之地,多山则“刚劲而邻于亢”,近泽则“文秀而失之靡”(《浙江通志》),所显示的多为精细､缜密､柔美之特点｡
所谓“柔”:“①嫩也;②柔软也;③温和特性;④安抚,怀柔之意｡”(《辞海》)可见,“柔”是主体的一种形态､方式､特征､风格的显现｡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柔性艺术风格,其内涵是指在艺术创作过程中,作家的思维情感特征往往呈柔性､温和的形态,主体的柔性特征十分突出,多表现为主体的诗意性､亲和性､怀柔性的认知与把握的特点,艺术审美特点也多表现为对事物的表现性(非单一的再现性)､抒情性(非单一的叙事性)､写意性(非单一的写实性)的注重,多强调艺术的柔性元素和柔性表述｡江南文化具有鲜明的柔性特征,这也正是古人在言及江南时,总是喜欢用“杏花春雨”和“小桥流水”来形容的一个原因｡江南文化的柔美特性,对江南作家的柔性思维和柔性艺术风格的生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任何一个受过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熏陶的人,关于江南区域①的认知､感悟和想象,总是能够轻易地触动他内心最柔美､最敏感､最细腻,同时也是最脆弱的神经——“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江南忆,最忆是杭州”(白居易),“春风又绿江南岸”(王安石)｡江南的自然与人文景观——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西子湖,三吴都会,自古繁华的钱塘,苏州精美绝伦的私家园林,姑苏城外的寒山钟声,小桥流水的运河人家,以及二十四桥的明月,朱雀桥边的野草,乌衣巷的夕阳……无一不烙上所具有的“柔美”､“柔情”特征的江南审美映象和人文情怀,让人产生柔情无限､意境深幽的诗性遐思｡同样,任何一个阅读过现代江南作家作品的人,都不会不对所具有的柔美艺术风格留下深刻的印象:茅盾笔下的时代女性,热情､细腻､善感､矜持､矛盾､彷徨而又不甘沉沦,充分展现出时代进程在现代女性的心灵所留下的鲜明印痕;郁达夫作品的放浪形骸,浪漫抒情,自然率真,所塑造的“零余者”不仅仅只是个人的“自叙传”,而是与所遭遇的时代苦痛息息相关,表现出历史前进的曲折性和艰难性的思想特点;徐志摩的新诗创作,无不透露出江南才子之气,潇洒飘逸,秀丽缠绵的诗风,成功地用白话提升了现代新诗与古典诗词意境相媲美的新的审美境界;戴望舒的诗歌创作也善于用现代的语言,抒发现代人的“现代情绪”,借用古典诗词的唯美映象与感伤意境,将一个“彳亍彷徨”,苦于找不到出路,又不甘自我堕落的现代知识分子复杂而又敏感的心灵轨迹,形象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突显了“江南意象”的细腻､绵长､柔美和隽永;丰子恺的散文也极具禅意,处处透露出博大精深的人生哲理,其艺术表述如家常般地娓娓道来,平静如水,透过那“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的文字表述,其背后不是深藏着一种柔美､柔和的智者情怀么?江南文化的柔性特征,不只是表现出它在与北方正统文化相对应中,总是处于相对的弱势和边缘范围有关,也不只是和它善于在春花秋月中品味､玩弄香消玉殒的物哀,与渲染､感怀男欢女爱的情殇有关｡江南文化对江南作家的影响,除了它那得天独厚的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影响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这些影响的因素,作为母文化的基因成分,已深深地融化在他们的精神血肉之中,孕育了他们一种极具地域性特征的文化性格和审美心理,成为了他们认识世界,表现人生的一种最基本的,也是极具个性特征的思维方式､审美方式和艺术表现方式,从而使他们的创作总是能够代表中国文化､文学､艺术的最感性､最唯美､也是最柔情的一个方面,同时也使江南的富庶､江南的风情,江南自然与人文景观的色诱和情殇以及那种独特的柔美飘逸､柔情细腻而又略带颓废放浪､且又是抒情浪漫的江南气质和审美映象,都对生活在华夏文化圈内的人形成了一种永恒的心理召唤和审美诱惑,使之萌发出一种置身于人间凡尘,又企盼超越世俗樊篱之束缚的生命感怀｡正是这样,江南文化､文学､艺术,就往往是以它特有的诗性——审美品格呈现在人们面前,并与其他区域文化,尤其是与北方文化､文学､艺术的那种以伦理——叙事为特征的审美品格,形成一种鲜明的对应性与互补性的审美存在｡
现代江南作家的柔美艺术风格,具有自身的鲜明特征｡限于篇幅,本文特选三位代表性的作家:茅盾､郁达夫和徐志摩的创作来加以分析阐释｡
茅盾虽然善于以宏大而严谨的艺术构思和艺术结构来进行长篇小说创作,用写实主义的艺术手法塑造出个性鲜明,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但从艺术风格上来说,他的创作仍然是深深地浸染着江南气质的,具有柔性的特点｡最突出的是他笔下的那群时代女性,要比他笔下的民族资本家典型,更为形象､生动,更少有概念化的痕迹,也更具精细､深婉和柔美的艺术匠心｡从处女作《蚀》开始,无论是居住在浙西江南小镇的小家碧玉,还是殖民地大都会上海的交际花,无论是初涉人世的女学生､青春少女,还是半老徐娘的孤孀､家庭主妇,在他的笔下都是那么鲜活:静女士､方太太､慧女士､孙舞阳､章秋柳等,虽分属不同性格类型②,但是都具有一种共同的心理气质:敏感､精细､纤柔､多情,像《蚀》中的章秋柳,时代女性的那种“既不依恋感伤于‘过去’,亦不冥想‘未来’”③的特点,表现得十分突出,但是深藏在其背后的则是那种女性特有的矜持､脆弱和敏感的柔性气质,而不是所谓的“在精神实质与民族资本家的男‘英雄’们是相通的”④性格特点｡每一次寻欢纵欲之后,她尽情宣泄之后的负疚､懊恼､自责的心理表现,所传达出来的是那群受“五四”新思潮影响而觉醒了的时代女性所特有的忧郁､忧伤､彷徨,苦于找不到出路,又不甘自我沉沦的矛盾心理,显示出社会重压之下的时代女性独特的心路历程｡可以说,没有一种擅长于对时代女性独特气质的心理对应和阴柔之美的艺术描绘及传达技巧,是很难将时代女性那敏感､矜持而有新潮､时尚的性格心理特征刻画得细致入微的｡茅盾这种风格的形成,与他长期受江南纤细､婉约和柔美的文化审美之风的孕育有密切的关系｡吴组缃曾指出茅盾的艺术风格是善于用“一种抽丝似的‘娓娓’的谈法,不是那种高谈阔论;声音文静柔和,不是那种慷慨激昂的”方法,其特点是“眼睛里含着仁慈的柔软的光”,“一点似有若无的笑”,给人以温柔温馨的艺术审美感受⑤｡可见,茅盾的艺术风格总体上是偏柔性的｡
郁达夫的创作与茅盾虽然不完全相同,但在柔性艺术风格方面,两人却有着共同的一面｡在“五四”高潮之际,郁达夫以其特有的艺术敏感,用细腻而抒情的笔触,描绘出了在历史的现代化进程中,现代知识分子不放弃“五四”理想,却又与历史主流暂时脱节所产生的心理失落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是最早将艺术视角对准自我,对准心理世界,把小说的主人公形象与自我形象融为一体的作家｡他改变了“五四”高潮时期“社会问题”小说创作单纯地从社会现实外部取材而加以艺术再现的创作方式,而是注重强调展示人的内心世界,传达在历史变革时期,人的心理感受和情绪变化｡在郁达夫看来,小说不是客观反映的再现对象,而是主观情绪的表现对象｡因此,在郁达夫的小说理念中,小说就是作家的“自叙传”,其特点是以“自我抒情”为中心,首创了新文学以表现心理情绪､抒发心理情感､展示心理世界的“抒情体”(亦称“诗化体”)的小说创作模式,凸现了小说柔性抒情的艺术元素,使“抒情体”小说能够以“诗情画意”的意境来展示自我心境,抒发情感,引起人们的心灵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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