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艰难的啮合
作者：宋向红
关键词:“五四”作家 哲学思潮 主观化 不纯化 断层化
鸦片战争伊始,大清王朝闭关锁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的鸦片和大炮打开后,“西洋思想犹如破堰之洪水涌入进来”,进化自然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唯意志论和生命哲学､杜威的实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无政府主义､人道主义等西方近代哲学思潮纷纷涌入中国,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被当作一种学术思潮介绍进来,思想界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西方近代哲学思潮对当时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思想影响极大,西方进化论促进了文学观念的革新,否定了中国儒道两家的“今不如昔”的复古主义;“民约论”以“天赋人权说”否定了封建三纲之类的等级谬论;康德､叔本华､尼采等美学观使近现代中国学者大开眼界,促进了近代美学观､悲剧观的形成,使中国文学的审美观念最终摆脱了“文以载道”的束缚｡
到了“五四”时期,西方近现代哲学思想作为一种异质于封建文化的新文化与传统文化发生了全面的冲突与交汇,逐渐形成了中外哲学思想杂糅的哲学氛围｡中外哲学､文艺思潮的相互撞击对“五四”时期的作家､文学流派产生极大的影响｡“五四”作家们以宏阔的文化视野,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对西方近代哲学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他们几乎都吸收了来自西方的思想文化资料,受到近代哲学的启迪,并以此为参照系,经过艰难的啮合,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主张,建构自己的理论大厦,并应用于文学创作的实践中｡但是“五四”作家所接受的西方哲学思想和文化思想十分庞杂,他们大多没有进行系统的西方文化研究,而是“急就章”式的“边吃边卖”,显得支离破碎不成系统｡也许有人会因此而苛责“五四”作家们,为什么不整合好消化好了再传播呢?笔者以为这与“五四”作家们的焦灼的文化心态有关｡
概而言之,“五四”作家大多留洋海外,他们一旦置身于一个与传统文化截然不同的新天地,便不可避免地从切身体验中痛感到中国传统文化之衰落､中国社会现状之黑暗､中华国民之不争｡郁达夫曾说过:“是在日本,我早就觉悟到了今后中国的命运,与夫四万五千同胞不得不接受的炼狱的历程｡”因而,作为一代有着悠久历史文明的民族知识分子,他们不能不由此而产生一种文化上的焦灼心理,担心祖国的文化传统因此会失落｡于是“五四”作家们怀着开发民智､救国救民的悲悯情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如饥似渴地阅读､研述西方近代以来种种有影响的学说,并企图从中找到强国富民的良方｡正是这种焦灼的文化心态,使他们成为自觉的文化使者,来不及很好地吸收消化,便迫切地向国人传播西方先进文化知识,达到“借异邦之声,唤醒今日之中国”的目的｡因而,“五四”作家们对域外文化的选择是匆忙的,不成系统的｡从整体角度观照,有主观化､不纯化､断层化的特征｡
一､主观化｡“五四”时期,吸收所谓“西洋文化”,接受外来影响几乎成为“五四”时期的风尚,凡有志于文艺的人们莫不把输入外国文艺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但中国新文学的创始者们并不想全盘移植西方文化,他们站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这一历史起点上,陷入两难选择,一方面他们要重新审视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化传统,取精华弃糟粕,继承和发扬,另一方面他们又要对蜂拥而入的西方文化思潮进行判断､选择､消化和吸收｡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重塑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任何文化接纳外来文化,都会摒除自己难以接受的部分而只作有选择的认同,这种认同往往出自本土文化的需要”｡这说明任何一种外来思潮传入中国,不变质是很难的｡西方近代哲学思潮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都曾按照中国社会的需要受到筛选和改造,都曾经过作家固有的传统文化观念的过滤｡不同作家对同一哲学思潮的选择或接受或误读或排斥无不显示出其文化素养､个人爱好､美学趣味､心理素质的差异｡由于每个作家的人生观､世界观､文化素养､心理气质等方面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对西方近代哲学思潮的“文化筛选”的不同｡“作家原有的‘视域＇,决定了他的‘不见’和‘洞见’,决定了他对另一种文化如何选择,如何切割,然后又决定了他如何对其认知和解释｡”“五四”作家常常根据个人需要去选择､介绍､翻译西方哲学著作,有着各自不同的选择和摄取,从而形成一种纷繁复杂的局面｡例如二三十年代,弗洛伊德主义通过西欧和日本两个渠道传入中国,对“五四”作家影响极大｡弗洛伊德主义作为一个思想家的思想理论体系,包括无意识说､人格说､释梦说､本能说､力比多说等等,其中无意识说是核心｡这一理论一经问世便经历了各种褒贬不一的评论,在中国也不例外｡“五四”时期的作家以不同的态度对该主义进行“文化筛选”,作出自己的反应,或褒扬或推崇或排斥或摄取,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具有浪漫主义气质的作家对弗洛伊德主义的某些观点比较赞赏,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影响;潘光旦､周作人等人则欢欣雀跃,积极翻译弗洛伊德著作,为其在中国的植根而奔忙;茅盾､巴金等现实主义作家,有的以冷峻严肃的态度看待弗洛伊德主义对中国文学的渗透,有的对之抱批评的态度;刘呐欧､施蛰存､穆时英等“新感觉派”作家则接受了弗洛伊德主义并创造性地将其应用于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弗洛伊德主义的这些“礼遇”表明,由于每个作家本身的传统文化心理､艺术造诣､个性气质及接受角度等方面的不同,他们对西方近代各种哲学思想的接受带有很强的主观性色彩｡
在“文化过滤”的诸多制约因素中,传统文化心理的制约是举足轻重的,文化过滤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种心态过滤｡“五四”时期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大有取代传统文化之势｡中国传统的“以儒治国”､“以道治身”､“以佛养心”三位一体的文化结构遭到强烈冲击｡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大攻势,中国人“以己为中心”的“天朝”文化心态被彻底打碎｡“五四”作家虽然深受西方文化熏陶,但他们的思想文化心理始终根植于传统的民族文化土壤｡齐家治国､崇德尚志､兼济天下等伦理道德精神一直激励着“五四”作家对社会现实抱有强烈的参与意识｡一旦他们意识到中国文化的弱势局面,就由此产生一种焦虑情绪和忧患意识,由此形成一种普遍的文化心态:既想吸收西方新文化又想保住传统文化｡这种心态趋于极端时便产生了自卑和自傲两种心理｡自卑的心理使一部分知识分子将西方文化尊为楷模,彻底否定传统文化,尊古复古｡胡适和梅光迪可以说是这两种心态的典型代表｡胡､梅两人虽然都曾远涉重洋赴美留学,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洗礼,但由于二者传统文化心理的不同,对西方文化的过滤也就不同｡胡适从西方近代哲学思想如进化论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吸收营养,为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全面引进西方文化寻找理论依据｡而梅光迪则从西方古典文化中为“学衡派”的复古观念寻找支点,他们打着“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旗号,拾取一些西洋古典,力图从伦理道德上否定西方文化,竭力反对白话文和文学革命｡
二､不纯化｡纵观“五四”前后,这段时间几乎所有的西方近代文艺思潮纷至沓来,无一遗漏｡这对渴望了解世界并从中寻求救亡图存道路的“五四”作家来说,无疑是个好机会,但各种哲学思潮一下子共时地展现在中国新文学创造者面前,反而让他们无所适从｡该何去何从?中国前辈们并未提供足够的参考经验,尽管在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上曾出现过一些外来文化的渗入,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文化渗入,但这些外来文化大多属于东方文化范畴,与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冲突不大｡“五四”作家当时接受了达尔文等人的进化论观点,这种进化论认识模式使他们主观上试图先补课再循序渐进发展,然而时代气氛使他们一开始就无法免于当时涌入的各种哲学思想的影响｡而且各种哲学思想的同时涌入使它们之间的界线模糊不清,使“五四”作家一开始就处于不同哲学思想的交叉影响下,导致了“五四”作家接受的不纯化｡虽然不同作家的个性以及他们各自的先入为主的形象会导致不同的接受倾向,并由此而逐渐形成中国文学的流派,但是“不纯性”始终是“五四”作家思想上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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