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2期
诗意的乡土 灵魂的憩园
作者：闫 红
一､为人类灵魂寻找生命的故园
高尔基曾指出:“文学是最富于人道的艺术,文学家可以成为职业的博爱者和人道主义生产者｡”①《上塘书》比起当下那些浮躁､功利､媚俗的流行文学,具有更纯净的文学价值,更能体现出文学中人性关怀的永恒存在意义｡特别是在全球化语境和消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文学创作中普遍的缺乏底层意识､人性关怀,理性精神,民族情感陷入了荒原之中｡宁静平和的孙惠芬在不动声色中完成了文学的自我救赎｡她以自己独特的语言,独特的叙事方式,颇具诱惑力地给我们营造了一个落后但并不蒙昧､封闭但不粗俗､简单却不失厚重的清新的乡村审美世界｡《上塘书》的九个章节中,孙惠芬采用“地方志”的叙事方式,全知全能的视角,不厌其烦地讲述着“一个很小的,地图上找不到的村庄”的地理､政治､交通､通讯､教育､贸易､文化､婚姻和历史,四十几户人家,几百亩水田和旱田,三条街的上塘,成了作者为人类疲惫的灵魂所建构的温暖的栖息地:上塘在深蓝的天空下睡去,又在一片静怡的雾霭中苏醒,那无拘无束翠绿欲滴的土地,为我们展露出她安详而仁厚的面孔,那些随意布局､自由活泼､错落有致的农舍,似乎都能飘逸出幽静的诗意;那些拐弯抹角､僻静幽深的胡同,都满载着孩子们的嬉闹声和老人们一生的记忆;那一寸寸的日子,无不散播着清晰的湿漉漉的上塘人家自由､恬淡与安然｡就是走进上塘的田野,也如同走在姹紫嫣红的画中:“那蒿草夏季里蓬蓬勃勃,枝叶繁盛,风不住地摇晃着它的腰肢,人在里面走,像走在波涛汹涌的海上,一起一伏｡那野花品种多极了,有小叶菊､声声慢､六里香､土豆兰､勿忘我､千里红——,他们今儿你开明儿我开,轮流坐庄,在不同的季节开出不同的花色｡即使冬天,草黄了,花谢了,银黄色的枯秆伫立在坝上,中间夹着一绺小道,劲风一吹,摇摆不定,扑朔迷离,看上去也是梦一般｡”这田园诗般的景致唤起了我们对自由､对生命的渴望,也让我们反思生命的意义,获得超越性体验,找回失落的灵魂——
正是在这相对闭塞和落后的乡村中,人们表现了人的自然本性,固守了朴素的人格,维系了纯洁的人性｡比如,上塘人表面上尊敬的是小官僚做派的村长刘立功,背地里尊敬的却是德高望重的文化人鞠文采,尊敬的是公平是真理,是道德的魅力｡上塘人也为稻田里的水打架,但他们信奉的仍然是公平是人性,是勤劳是和谐,他们看着漫成镜子的水田,内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这不仅预示着一个好收成,那洁白､晶莹､香气四溢的稻米会堆成小山,单单看着这水天一色的稻田,都会觉得,上塘的天地,要多美好有多美好,天堂一样,人拉着一块木板在稻田里走,恍若身后长出一对翅膀,像大雁在天堂里飞——上塘人勤勤恳恳地耕耘着,热热闹闹地进行着像生日､上梁､结婚这样喜庆的日子,在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中,他们既感性又理性,既重情理又讲实利,既爱慕虚荣讲究体面,又是非分明推崇公道,人类那些最朴素的弱点和美德都体现在这些自由､自在､自为的生活中,他们算计着日子,经营着明天,既坚韧勤劳地支撑着平凡的生活,又酣畅地宣泄着自然生命的爱恨情仇｡从审美意义上来说,乡土民间这种相对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与艺术本质的自由精神是一致的,因为自由自在是民间文化最基本的审美品格,“民间的传统意味着人类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由此迸发出对生活的爱和憎,对人生欲望的追求,这是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条例都无法约束,甚至连文明､进步这样一些抽象的概念也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②,乡村因为更体现出人类原始的生命力､自由自在的天性､人的自然生命欲望而漫溢着人性的光芒｡孙惠芬钟情地讲述着她的上塘,这种明确的乡恋情结和情感指认,集中体现了二十世纪以来许多严肃的乡土作家深切的现实痛苦和精神焦灼｡急剧变革的现实生活,市场经济大潮的汹涌冲击,传统伦理道德的大厦坍塌了,人们经受着金钱物质的诱惑和奴役,在尘世的纷争中,人性已被挤压得支离破碎,毋庸置疑,现代化带来繁荣的城市文明的同时,也肆无忌惮地撕裂着人与自然､人与人那和谐亲密的联系｡孙惠芬的上塘是一首自然乡土的抒情诗,又是一篇满蕴着生活哲理的散文,她为我们处在文明困境中的都市人,提供了久违的人间的温暖和爱意,那些人性的善良､甜蜜的亲情､热心的关怀,使我们似乎听到故乡大地对于游子的呼唤｡孙惠芬的上塘是为了给在现代文明中日益异化的人类灵魂寻找生命的故园,那美好质朴的乡间温情使我们享受到心灵的自由与轻松,享受到了灵魂栖息在宁静安详的故土中的畅快——
二､上塘:乡村女性自为生存的最后家园
上塘,是女性的上塘｡上塘中的女性,虽然也深深浸淫着传统文化的观念,带有这样那样的不美好,但她们身上保持的坚韧､纯朴和清澈,这也使我们看到孙惠芬,一个真实的具有乡土精神的女性作家的自然､宁静和深度｡她的创作已超出了当代那些女性作家去倾诉自己爱情和婚姻的痛苦和不幸,不是流行文学中都市女性欲望化的放纵,更远离那些失去节制的激情和反叛男权､不拘传统的矫情｡她的创作更忠实于她的内心深处女性天性的思想冲动和情感向度,她更真切地思想和感悟着乡村女性在真实的日常生活中的苦乐､困惑､迷惘和无奈,也更体现了她们的坚韧､执著､顽强地与命运抗争的精神｡一种从容舒缓而又冷峻犀利的美从她的娓娓叙述中荡漾开来——
上塘的女人是能干的,是勤劳的,是耐苦的｡她们的日子中有太多的苦处,因为上塘的男人,大多数都到外面做民工去了,可是上塘的土地却没有一寸荒掉｡水田灌水､插秧､除草､收割,旱田打垄､下种､施肥､掰棒,一应亘古不变的土地上的活路,全由女人承担｡虽然女人被季节和日子累得头发终日蓬乱着,像苞米穗上的绒绒,脸皮粗得像爆开的大米花,女人不是女人男人不是男人的,可水稻依然是水稻的样子,苞米也依然是苞米的样子,到了秋天,它们被女人从田里归弄到家里,留足一年吃的,该交公粮交公粮,该卖议价卖议价,都运到外面去了——
然而上塘毕竟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它在九个方面与外面的世界相通着｡而上塘的女人也不都是只会种庄稼的女人,现代文明的诱惑,汹涌的商品大潮的波及,使那些美丽聪慧的女性产生了追求物质和自由的欲望,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和热望使她们不假思索地带着满怀的期待来到城市,因为她们的年龄和杨澜(电视台节目主持人)一样年轻,她们的相貌和杨澜一样美,她们的能力也许并不在杨澜以下,而且她们都有着一股不向现实屈服､不向宿命低头的抗争精神｡她们出走时,都以为从此告别乡村,从此从乡村拔出根去,可是出去后才知道,那城里的世界根本不留她们｡张家二姑娘就是带着十分美好的心情来到城市的,这个又胆小又害羞的乡村女孩,是为辛苦了一生的爹妈挣够盖好房子的钱离开乡村的,在城里给人洗头｡饥饿､劳累､想家,一天站十几个小时,对农村女孩来说是能吃的苦｡她想赚钱是真,可从没想过以卖身赚钱｡李明柱的新媳妇,婚前曾在城里的一家房屋销售公司干了两年,因为销房销得好,销售部门经理私自许诺给她一栋房子,实在的乡下女人也因此接受了经理偶尔在她身体上寻欢作乐的欲望｡可是就在她马上就要拿到钥匙的前几天,销售部门经理却消失得无影无踪,她遭到总经理的残酷侮辱后被扔到大街上,露宿街头的她为了能讨来一口吃的不拘跟任何人上床,直到遇到憨厚的民工李明柱,遇到家人的感觉使她再也走不动了,这时她最强烈的想法就是回到农村嫁一个平常的人家过平常的“人”的日子｡乡村女性那对城市文明的浪漫憧憬和幻想,那历尽坎坷闯荡城市的酸甜苦辣,都在这难以言说的屈辱和创痛中化为泡影｡在这里,孙惠芬那貌似客观冷静的叙述,就像一把犀利的解剖刀,割开了所谓城市文明那血污､肮脏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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