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2期
精神还乡与失忆焦虑
作者：董建辉
四
贾平凹驾驭这些烂熟于心的素材并不轻松,“我的写作充满了矛盾和痛苦”(《秦腔•后记》)｡“痛苦”来源于文化价值的摇摆､身份认同的尴尬和叙事姿态的错位｡
失忆焦虑的叙事动源实际上已昭然若揭地显示了作家文化价值的摇摆不定｡整个作品的基调从奔放到委婉,从高亢到凄凉,夏天义､夏天智的形象愈来愈高大,庄重､缓慢地向历史深处走去,而夏家的众多子孙､清风街形形色色的人们已化为芸芸众生,很快消失在茫茫人流中｡作品中更多地流露出对传统文化价值的眷恋､清风街日常民间生活的沉迷,但是,对后者也并没有过多的批判和指责,作家赞扬了君亭带领大家致富,认可了商贸市场,宽容了夏家子孙,甚至于对那个始乱终弃的“陈世美”夏风､抢走人妻的庆玉都没有作严厉的斥责,没有遭到任何“报应”｡同时,委婉地批评了夏天义､夏天智的落伍｡因此,在传统价值与世俗价值之间,作家出现了困惑和摇曳｡“我不知道该赞歌现实还是诅骂现实,是为棣花街的父老乡亲庆幸还是为他们悲哀”(《秦腔•后记》)｡在心理合理性和现实合理性之间,贾平凹同时感受到了依恋和缺憾｡
文化价值的摇摆直接导致了身份认同的艰难､尴尬｡在商州与西京(西安)､农村文明与城市文明之间,贾平凹在艰难地游走和选择｡他一直表白自己是个农民,“做了城里人了,我才发现,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鸡一样,那是乌在了骨头上的”(《秦腔•后记》)｡作为农民身份,就无法认同夏家后代们的不忠不孝,谴责夏风抛弃白雪,愤慨城市文明对农村劳动力的掠夺和思想侵蚀｡贾平凹又愿意接受现代､西方的东西,“别人之所以印象我是传统文人,可能觉得我长得很土,衣着和举止也土……其实不知我内心是很现代的”｡
正因为作为城里人的“现代”,作家看到了夏天义和夏天智所标识的传统宗族伦理文化无可挽回地流逝了,就像夏天义“狠狠地抡了一锤,鼓面却噗地一声破了”｡旧的乡土文化渐走渐远,已无从坚守,新的世俗城市文化步步紧逼,却难以认同接纳,作家在两种文明､两种文化身份之间焦灼地徘徊｡正是这种选择的艰难､认同的尴尬造成了作品内蕴的丰富､指向的多元和阐释的可能性｡
克尔凯郭尔将人生分成三种状态即伦理状态､审美状态和超越状态｡前者是一种客观普遍性､理智性的本真存在性表现;次者是感受到了人生的荒谬和痛苦,试图通过逃避和不肯投入生活来维持精神的整体性;后者是敢于面对荒谬和痛苦,建立自己的信仰｡克尔凯郭尔对人生状态的分析实是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和参与的态度｡这其实与作家对对象世界的把握和叙写如出一辙｡如果借用克氏的存在主义理论术语来分析作家的叙事姿态,就不难发现,贾平凹是饱蘸着感情来叙写陈年记忆的,表达了对传统乡土文化的眷恋和反思,其精神还乡的叙事动因与失忆焦虑的叙事动源以及对各色人物的触摸皆意味着作家是以审美的姿态介入对象世界的｡“虽然身于实在世界中,却并不属于这世界｡他们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他总是倥偬其中,但,即便最彻底地投入它时,他也已离它远了”｡但是在具体表达中,作家却写了“生老病死,吃喝拉撒睡,这种密实的流年式的叙写” ,写了“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秦腔•后记》),是一种近似“伦理状态”的叙写｡二者之间的间距过大和不够协调,使作品的精神传达､主旨彰显缺乏有力的支撑和映衬,从而使作品表达缺乏应有的超越性｡我们在作品中看到的是特定年代和特定地域､人群的生存状态､生活真相,读到了两种文化之间的实际消长,但作品并没有超越性地为我们提供更多的启示和思考,没有直逼人心的精神震撼,也没有繁复多彩的美学效应｡
特定的历史时空和独特的人生经历造就了个性独具的贾平凹,其鲜明的文化身份､性格气质､矛盾痛苦投注到对象世界中,形成了“有意味”的陌生化文本,或隐或显地传达着表达的诸多指向｡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董建辉,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
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 贾平凹.我是农民[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2]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3] 宋光成.焦虑——文学创作的内驱力[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4.4.
[4] 贾平凹.病相报告[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
[5] 李均.存在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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