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2期


融汇创新与文本表达

作者:刘智跃




  可见,华蓉的无意识,自始至终以隐喻和转喻的方式呈现于一场故事的讲述之中,这样,人的无意识心理就存在于无远不及无所不在的能指中,意义就成了能指在寻求所指的过程中能指与能指之间互相串联相通,构成的一片能指的网络,而意义和主题则在不断的能指过程中被消解了,成了模糊而不定的叙述游戏。
  这赋予文本更多开放性。我们看到,这是一篇充满不确定性的文本。读者对小说的理解始终处在一种动荡的否定和怀疑之中,在这当中我们能看到文本的许多“空白”,如华蓉的心理真实、老五的身份与存在、声音的意义等。面对这些不可知,作者始终隐藏着,文本自身才召唤读者在阅读与理解中运用自己丰富的想象和创造力去重新建构,这样读者就已经参与到对文本的建构、书写、修正,对文本做出自己的回答,从而读者的意义就被突显出来了。如奥塞•德汉所说:“评论后现代主义作品、后现代主义小说或故事的意义,便在很大程度上留给了观众与读者。”这是多元、开放、平等的后现代精神体现。所以在这篇心理小说中,后现代叙述的技巧已经臻于一个相当的高度。
  
  三
  
  除了上述这些现代性的特点外,小说在写人物潜意识心理的过程中,始终又依傍着一个传统的、现实的、生活的故事展开。家长里短,生活摩擦,嫉妒虚伪,人情百态,人际关系等,都融合在里面,构建了一幅生活图画,甚至还有女人私生活的传奇和窥阴的因素可以挖掘。这些都是传统现实主义的方式。可以说,这是一个典型的使用了互文性表现手法的文本。
  传统和现代性因素结合在一起,融合无间甚至使人难以区分。从题材来看,有些类似于施蛰存的《梅雨之夕》《春阳》,但这篇小说在手法指涉上更广,在写作技巧上更圆熟。通篇小说在写故事的同时展现人的性心理,由于展开于故事之用上,几乎看不出心理分析之体的人工痕迹,但在故事里,在人物的行为和生活里,同时巧妙地融化了心理分析的观念,使得性心理的隐秘性、力量的巨大性、影响的深刻性得以表现出来,因而这里的心理表现超越了对精神分析理论的简单运用,与现实主义的特点结合得恰到好处。既深化了人物的心理内涵实质,又讲述了圆满动听的生活故事,还表达了对现代人类精神悲剧的深刻反思和质疑。这种互文性的表达,效果臻于至境。
  总的说来,可以看出,小说既有现代性建构心理主题的特点,又有解构中心的特征,还有现实主义的外衣,三者运用而没有生搬硬套,达到密合无间的境地,这是难能可贵的。同时笔者认为,这正反映了当前文坛创作的某种真实。
  新时期伊始,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观念潮涌而来,“雁行式”地进入我国文学界,西方一个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文学理论,我国在十余年时间里匆忙引进,轮番上演,确实也热闹非凡。在经过了早期的应接不暇、满眼混乱、不知所措和后来的生搬硬套、拉扯成文、乱贴标签之后,我们终于可以喘气歇息,由跟从者成为对话者、由学生变为朋友、由仰视转为平视,这样,势必会在我们的创作上引发新的变化和新的特点。从《树树皆秋色》可以看出,传统现实文学作为我国文学的话语资源,并没有被抛弃;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作为我们相当长时间里的文学统治方法,也并没有过时,而是在新的文学语境里获得了新的理解和运用。而且在脱却完全意识形态教条的束缚之后,又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新生。现代性文学意识和现代性创作方法更加自觉地成为我们的财富,而且结合了中国语境,融合着中国文化和汉语表达,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今天我们不再简单地用“是”或“否”来对现代性的文学作品做出富于感情色彩的判断,而是更多地化为我们的话语运用和文学实践,这就使得现代性文学作为舶来品有了更多在地性和本土特色。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也正日益成为我们的营养,滋养着我们的心灵和大脑,在文学表达中,我们继承了后现代主义关注人性、解构中心、反抗权威、文本开放的一面,这使得我们的文学是可以在某种程度、某些方面避免西方后现代文学过分注重“物”、忽视“人”,过分看重破坏、轻视建设的弱点的。
  因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作为文学手法和文学精神在文学中的运用,不但表明了我们文学创作的现实,也标明了我国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某种未来,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刘智跃(1968- ),湖南永州人,湖南第一师范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
  ① 《树树皆秋色》刊《北京文学》2003年第11期。《小说月报》2004年第1期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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