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2期
现代化打造的“精神标本”
作者：栗 丹
从温情的乡村到阴冷的都市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最为引人注目的主导性话语是“市场”｡对于饱受了贫困煎熬与欲望压抑的普通民众而言,对世俗幸福的吁求变得异常迫切,甚至陷入了一种非理性的焦虑状态,伴随着市场的勃勃生机,大批农民涌入城市,规模颇为壮观｡残雪的小说《民工团》就诞生在这样的语境之下｡
小说的名字《民工团》,“团”字表现了一个群体的概念,这是怎样的一个群体?由农民组成的群体｡他们来自同一个乡村,基本上为了同一个目的——赚钱,来到了城市｡小说以第一人称“我”展开了叙述:“我记得那天傍晚天下着大雪,整个城市阴沉沉的,街上行人稀少｡走一段就看见一个高档的餐馆,里面热气腾腾,灯火辉煌,人头攒动｡为头的带着我们这一群人在雪地走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到达住的地方,我们的行李铺盖全都被雪花弄得湿淋淋的,脸都被冻得麻木了,说话结结巴巴的｡”作者选择了一个冬季的凛冽的大雪之夜,作为“民工团”在城市生活的起点｡茫茫大雪,阴冷的夜晚,这个城市用冷漠的面孔迎接了从乡村赶来的农民们｡城市的风雪情景作为“民工团”的对立物展现在读者面前,农民们似乎成了这个城市不受欢迎的“陌生闯入者”｡在这个冰冷的城市中农民们的前景会怎样呢?与乡村的舒缓的节奏相对照,这里的一切都是快速的,还没有换掉被雪打湿的衣袜工头就来喊吃饭了｡在规定的时间里吃不完饭,就要被夺去饭碗｡“我”看到年少弱小的“灰子”“哐当”一声被打掉了饭碗｡“灰子一脸通红,眼里噙着泪不敢哭出来｡”“我”目睹了这一切,心中感到了疼痛｡如果说繁重的劳动压迫了“我”的肉体,那么恣意的曲解却是对“我”心灵的践踏｡回到臭烘烘的宿舍,因为被褥没干,大家睡眼惺忪地坐着,忽然炸雷似的声音传了进来:“你们这些家伙不想活了啊?明天一早就要上工,到现在还开着灯在这里赌钱!我要把你们通通赶走!”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势,流露的是霸气､侮辱的信息｡民工们在工头的眼中就如同猪､狗､马似的兽类,他们没有地位､没有身份,是活着的“死人”｡劳动的间隙,卖烧饼的老板娘关心似的对“我”说:“我说这位兄弟啊,你怎么也落到这种地步了呢?”“落到什么地步?总不会死人吧?”“这个嘛,就很难说了｡”“她一扭一扭地过去了,显得风韵犹存,我还从未见过这么爱管闲事的人｡莫非她把我们这一群人都看成了死囚了?为什么呢?”通过“我”和老板娘的对话,引出了我们对民工们境遇的思考,老板娘把民工看成“死囚”,看成在死亡线上跳舞的人,可是既然这样为什么大家还不愿回去?“我要养活老婆孩子,如果不外出赚钱,在家乡就只能长年过一种半饥不饱的生活｡”生存的需要使民工们铤而走险｡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市场原则的导入,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加快,沿海地区和“老少边穷”地区的发展距离加大,生活方式呈现多元态势,一方面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仍在贫困线上挣扎｡在这样的历史境遇下,大批农民涌入城市淘金,到目前为止,已经达到上亿人的规模｡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这些农民一开始就是以一种不平等的身份进入城市的,他们只是城市的“他者”｡城市一方面依赖民工;一方面又排斥民工｡他们的基本权利经常得不到保障,雇佣者千方百计地榨取民工的血汗,榨取的程度已达到触目惊心的程度｡
雇佣者与民工之间潜藏着巨大的矛盾张力,从事繁重劳动的民工与雇佣者之间随时会爆发严重的冲突,作为管理者工头是晓得这一点的,“民工之间聊天之类的事是越来越少了｡除了时间的原因之外,最主要的是因为建筑队里流行一种告密的风气｡有很多人去向工头告发自己的同事,为的是换取轻松一点的活儿｡工作实在是太艰苦了,告密的举动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我”却坚定了信心,不和任何人说话,不给任何人留下告密的把柄,“我”的保守原则能否保全自己呢?当然不能,因为告密的风气是由工头挑拨起来的｡工头对我说:“你好好想吧｡你看看我们民工团里,谁是最喜欢偷懒的家伙呢?我要搜集这方面的情况汇报上去｡灰子这个小孩怎么样?他不是同你住在一起吗?你最了解情况｡”残忍的工头,这个世俗权威的象征物,他不仅要榨取“我”的肉体,还要榨取“我”的同情､怜悯,使我成为一个生存的空壳｡他看出了“我”对灰子的爱惜之情,他的行为遭到了“我”的抵抗｡
“我”所遵循的道德原则,在世俗权威面前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市场化原则迫使人们进行逻辑的交往,而不是情感的交往｡这种对象化和分离的迷宫所带来的后果是个人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人｡现代化象征的城市,跃动着无情的理性原则,试图涤荡乡村的温情,涤荡“我”的个性,“我”还能是原来的我吗?
公园的隐喻
耿占春在《隐喻》中说:“语言的隐喻功能在语言中创造出超乎语言的东西,隐喻思维使人类在思维中能思那超越思维的存在｡隐喻思维使得人类把存在的东西看作喻体去意指那不存在的或无形的喻意｡一切存在的,只是一象征,一切无形者,在这里完成｡它诱使人类在一件事物中去寻找另一事物,诱使个体去寻找另一个我,诱使人类去寻找神｡在生活中寻找高于生命的东西,在死亡中寻找高于死亡的东西｡隐喻使生命的意义成为动人的悬念而被人类精神所渴念､期待和追索着｡”①
在《民工团》这个小说文本中,作者用公园的隐喻来状写人物和事件,在表层意思下寓含深层的主题意旨,拓展小说表现的空间,通俗易懂的方式表达了对农民生存状况的深刻探索｡小说文本在“公园”这里发生了变化,从一个现实世界转入到了一个非现实的世界｡
公园给我们的印象,是一个休闲娱乐的地方,公园给我们怎样的心理启示呢?舒畅､坦荡､欢娱,正比例行进的心灵畅快感,可是“我”所目睹的公园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我看到车子开进了一座红色的牌楼,牌楼进去是大片的黄土,没有树也没有房屋,显得很荒凉｡”“我看着那一片黄土心里发毛,脑子里立刻浮出一些谋杀的场面｡”
与公园的心理暗示相反,“我”这时的心理反应是紧张的､恐惧的､惴惴不安的,正比例行进的是心理的恐惧感｡作者已经开始暗示我们了:这里不是公园,那么是什么地方呢?是皮革厂｡
“皮革厂里头机器轰鸣,弥漫着极为刺鼻的化学药水味｡一进大门就是车间,车间的面积很大,一眼几乎望不到头,但屋顶却十分低矮｡所有的男男女女都趴在缝纫机上劳作,这些人的样子看起来也很相似｡”
从建筑工地到皮革厂拓展了描写的空间,让我们看到不仅仅是一个建筑的“民工团”;其实还有缝纫的“民工团”等等｡“团”的 概念,进一步得到强化,主题的表现有种拓展的态势｡在皮革厂,作者让“我”和灰子相遇了｡
“池子里果然站了一个人,他的小腿淹没在染皮革的黑水里,裤管扎到了大腿根｡他正是灰子｡我看着他,忍不住自己的寒战｡”
“灰子怎么会在这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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