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2期
入乱世之桃源 品人性之真谛
作者：李 雪
比起那些深刻理性的以农村生活为背景,以阶级斗争为视角的小说,我更加喜欢上了沈从文独特的创作理念｡与左翼作家注目于社会之“变”不同,沈从文却潜心于与历史毫无关系的人性之“常”,他说:“一个伟大的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渴望｡”
在创作中,他不仅承受了一个时代的伤痛,更加唯美地创造着一个遗世独立､纯净无瑕的理想化图景——湘西世界,萌发着人性“真”“善”“美”的原始形态与伦理道德的极致｡
沈从文这种带有泛神论色彩的美学观打破了人们对于穷乡僻壤一贯持有的偏执｡《边城》中对酉水岸边的吊脚楼､茶峒的码头､绳索､碧绿的竹簧､白塔等都做了细致的描绘,精心勾画出了一幅湘西风景画､风俗画｡《湘行散记》中的《桃源与沅州》将《桃花源记》中所描述的桃花源与现实中的桃花源相对照,为全文定下基调,“住在那儿的人却无人自以为是遗民或遗仙,也从不会有人遇着遗民遗仙”｡《龙朱》《媚金 豹子 与那羊》《神巫之爱》和《月下小景》以民间传说和佛经故事铺衍成篇,绝缘于堕落､人性泯灭的现代社会,追溯历史中美好理想的人生形式,以此达到人性的极致｡
这种抒情性的笔调直叫人对那方水土深深向往｡因此,沈从文的小说呈现出一种温柔淡远的牧歌情调｡它同《桃花源记》一样,因为太美,所以让人忘了时代,忘了现实｡在这样的氛围中,我无法想象置身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农民正承受着巨大的压迫,我无法想象道德伦理在时代的挤压下正在消失殆尽,我无法想象这其实是一个固步自封､贫穷落后的农村,而这些无知愚昧的乡民却尚未觉醒,在这样一个水深火热的社会中,他们正一步步沉沦……
沈从文的创作回避了尖锐的社会矛盾与社会斗争,与时代文艺主潮脱节,这是其创作落后的一面,然而我认为,这并不代表沈从文对时代缺乏理性的思考,这并不代表他没有立足现实,审时度势｡
沈从文写作《边城》,将理想的人生形式与古拙的湘西风情有机结合,以二男一女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将人性“爱”与“美”的光环集主人公翠翠于一身,以老船夫的善良,天保､傩送两位年轻人对爱的执著与真诚叙写着湘西一方水土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熠熠生辉的道德之美､人性之美｡这并不是单纯地追求理性化模式,仔细想想,作者正是通过对淳朴乡民性格的刻画,深思即将泯灭的美德,悲痛被社会扭曲了的人格,批判那个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衣冠社会”｡立足于这样的现实,作者的思想再度升华到了如何重塑民族品德的问题上｡
悲喜在沈从文的笔下如同双生花,其实是同时进行的,美好与喜剧的成分越多,象征着作者内心的伤痛越深｡
在《桃源与沅州》中,作者写道:“水手们的生活比起‘风雅人’似乎也洒脱多了｡他们的行为比起读了些‘子曰’,带了《五百家香艳诗》,去桃源寻幽访盛,过后江讨经验的‘风雅人’来,也实在道德得多｡”作者不仅写了水手们在困难中勇敢乐观生活的精神,同时对虚伪的“文雅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作者就是通过“这样一些平凡的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两相乘除中所有哀乐”的描写,一方面讴歌人性美德,一方面为在时代挤压下美好人性行将消失唱出了一曲幽怨挽歌｡
这种在探索美好人生形式时贯注国民性格改造的思想,是沈从文作品最为积极和突出的一面｡正是如此,也使其理想与现实接轨,使其作品在偏离时代文艺主潮的同时,保持住了自己的风格与魅力｡
沈从文农村题材的小说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乡土小说”不同｡“乡土小说”的崛起,是在写实派作家坚持“为人生”文学观念的前提下,在“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启迪下产生的｡农民形象几乎全是被压迫､被损害的形象,他们淳朴,坚韧中带着长期遭受经济剥削､政治压迫和精神奴役所造成的麻木与愚昧｡作者多从反封建的时代要求出发,达到思想启蒙作用｡如鲁迅的《阿Q正传》,在病态的社会中,以阿Q作为愚昧无知的典型农民形象,以荒唐无据的“精神胜利法”揭示了封建宗法制度和礼教的“吃人”本质,力求改造国民｡
而沈从文的创作主旨在于“对社会政治的疏离,对都市人生的厌倦和对现实生活的困惑——把民族出路的探索和变革现实的希望寄托在完美的人生形式的再造上——我要表现的是本,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同是塑造国民性格,沈从文的创作更具艺术价值和审美取向｡小说､散文诗化是其创作中最大的艺术特色,同时也是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他所构建的湘西世界里,人与自然和谐相融,在他谱写的清新淡远的牧歌情调中,感伤的故事中有种浪漫的情怀让人心生眷恋｡为了强化抒情,文章多用象征及虚实结合的手法｡在美中感受悲情,也不失为一大享受｡
沈从文被誉为“文字的魔法师”,缘于其结构上的多样化,其自由不羁的结构体式大大丰富了“京派小说”的创作风格｡
读沈从文的文字,有一种离群索居的宁静,也有一种皈依自然的真切｡《从边城走向世界》中谈到其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突出,少夸饰,不铺张,单纯而又厚实,朴讷却又传神”｡我暂且将他看作是一位山水派诗人,在他的文章中归隐｡
我尤为喜欢的是《边城》中结尾的处理｡翠翠独自守着渡船,守候着那份真爱,等待着某日从远方归来的爱人,“这个人也许永远也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那是一份怎样的感情,淡淡的忧伤中,孤独的生活中,也许只有那坚定不移的对爱的信念可以支撑她的命运｡
沈从文这样说:“你接近我的作品,也许可以得到一点东西,不拘是什么;或者一点忧愁,一点快乐,一点烦恼和惆怅,甚至于痛苦难堪,多少总得到一点点｡你倘若毫无成见,还可慢慢地接触作品中人物的情绪,也接触到作者的情绪,那不会使你堕落的｡”是的,作者这种淡化情节､注重情绪的创作手法让人渐渐地触摸到了他的心灵以及人物形象的心灵,渐渐地使我感触到了那个时代赋予人们伤痛的烙印与对完美人性的思索与追求｡
这份内敛的光华,这份不羁的浪漫情愁,使创作如虎添翼,可谓妙笔生辉｡想必读过沈从文作品的人都会对人性有一种全新的领悟,都会对自己的人生形式重新思索｡
回归作者对于“神性”的赞美,也是最让人陶醉与心动的时刻｡“爱”与“美”的结合,让人暂时忘却了尘世的喧嚣与芜杂｡当你在泥泞污秽的泥塘里发现了一颗晶莹剔透的珍珠时,你一定会倍加珍惜｡沈从文所描绘的湘西世界正如那一颗耀眼的珍珠,在那个满目疮痍､道德沦丧的时代更加夺目｡
无论是“乡下人”的视角,探索人生形式的创作主旨,还是多样化的结构体式,抒情化､情绪化的写作技巧,都成为沈从文开辟农村题材全新道路中的亮点｡同为“京派小说”的代表作家还有废名､凌叔华､萧乾等,他们都在追求着艺术的健全与纯正,在城乡对照中构建着自己的审美天地,与沈从文一样具有乡野的平和质朴之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农村题材的小说打破了以往惯有的写实风格,超越了农村生活的界限,以一种更为理性与成熟的审视奠定了三十年代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路线与风格,对后世农村题材小说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李雪,长春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院2004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