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世界眼光与本土意识
作者：王 青
自近代以来，急剧变革的社会现实与僵化停滞的传统思想文化之间日益扩大的裂痕，使西方思想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成为可能。“五四”新文化运动把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中西文化的大撞击和大交流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作为同一思想运动的两个不同的侧面，“五四”时期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文化与全面接受西方文化，二者是密切相依，互为因果的。正是“五四”反封建的思想浪潮，摧毁了中国人通向西方文化的最重大的思想障碍。反过来，反封建的思想启蒙运动又迫切地要从西方文化中获得精神武器，来填补封建思想文化体系的崩溃所留下的意识形态真空。这两者都造成了人们对西方文化的热烈追求。
作为思想大解放时代的“五四”知识分子在精神上既是昂扬的，奋进的；又是苦闷的，焦虑的。一方面，面对西方先进文化，另一方面又负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厚重。而他们“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的精神，去汲取中西文化之真精神，取得了卓尔不群的成就，永远让后人所追慕。
近代，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1902年)中指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梁启超看重的全在小说启蒙、新民的工具作用。他的“小说界革命”和他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一样，是不彻底的、改良的。但是，鲁迅把文学首先看作是审美的，而不是改造社会的工具，文学应以其审美特质感动人、引导人，这样，鲁迅就超越了梁启超。
循着百年中国小说以及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的轨迹，思考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进而思考“为文之艺”的问题，我们发现“艺”这个概念包含太多的内涵，而研究如何“为文之艺”又是很深的学问。
“艺”，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①技能、技术；②艺术；③<书>准则、限度。研究如何“为文之艺”，我想可从研究文之所以为文的艺术这个角度，也就是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去进行文学批评、文学研究入手。
与中国小说的发展一样，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批评也面临着如何正确地看待西方与中国，现代与传统的问题。今天，在经济全球化的社会中，更有一些中国学者动辄就是西方的话语，甚至于不顾中国的语境而全盘照抄，而不知道自己吃了洋快餐没有消化得了。
其实，在百年中国文学史上，有许多学贯中西的大家，像鲁迅、胡适、钱锺书、林语堂、梁实秋、朱光潜等等。他们对于西方与中国，现代与传统的态度，很值得我们借鉴。例如，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就说：“一民族文字之成绩，每与其民族之文化造诣，如影随形，不啻一体之两面。故觇国问俗，必先拷文问字，非切实了解其文字与文学，即不能深透其民族之内心而把握其文化之直源。”他认为由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不同，也造成了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审美精神不同，他说：“余尝谓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本剧。亦可谓中国乃诗的人生，西方则为戏剧人生。”
这给我们一个启发：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一个做文学研究的中国人，必须立足本土，同时放眼世界，这样，他才既能有世界的眼光，又有本土意识。想一想，在百年中国文学史上，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上，能够做到会通中西，旁及古今的例子也很多。出现在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的“京派”文学批评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在“京派”文学批评家中，像李健吾、李长之、沈从文、梁宗岱等人，一方面，他们都有深厚的西学背景，除沈从文外大都留学西方。由于对于西方文学和西方文化，“京派”文学批评家们比“五四”时期的批评家有更深的了解，这样他们对于西方的文学批评理论，以及文学创作方法都采取了一种理性的态度。另一方面，京派文学批评家们大都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素养。例如，朱光潜吸收了桐城派的学术底蕴，其国文功底曾是乡人的骄傲，其他人像李长之、梁宗岱、李健吾等都是各有所长。“京派”文学批评家并没有一味扬弃传统，而是努力做到以西激中，以现代的激活传统的，让传统的东西在现代的条件下焕发新的活力。这样，他们的批评就鲜活了，有生命力了。于是，我们就看到了那个颇有学术独立与批评自觉的“京派”文学批评的风貌。他们的批评特点，会通了中西文论的特长，加以现代创新，含英咀华，新见叠出。
其中，李健吾的文学批评就很有特色。他在三十至四十年代以刘西渭的笔名写了《咀华集》《咀华二集》，借评论作品，传导出一个现代中国人的文学观、人生观。他的批评不是图解作品，也不是照抄作家的原话，也不是一味用西方的理论套中国的文学，而是进行文学批评的“自我发现”，以自我观点解释作品。例如，他对林徽因、沈从文、巴金、萧乾等人的小说的批评，都显示出鲜活的特色。他既采用了印象式的批评，也不排斥传记式批评，还融汇了中国古人“以意逆志——知人论世”，以及鉴赏式的批评方法。如他在评价林徽因的小说《九十九度中》时说：“作者引着我们，跟随饭庄的挑担，走进一个平凡然而熙熙攘攘的世界：有失恋的，有做爱的，有庆寿的，有成亲的，有享福的，有热死的，有索债的，有无聊的，……全那样亲切，确又那样平静——我简直要说透明；……一个女性的细密而蕴藉的情感，一切在这里轻轻地弹起共鸣，却又和粼粼的水纹一样轻轻地滑开。”他评价沈从文的小说《边城》：“《边城》便是这样一部idyllic杰作。这里一切是谐和，光与影的适度配置……在这种自然的气势之下，藏着一个艺术家的心力。细致，然而绝不琐碎；真实，然而绝不教训；风韵，然而绝不弄姿；美丽，然而绝不做作。这不是一个大东西，然而这是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
这是一种有生命力的鲜活的批评文字，不是空泛的、教条的。批评既保持着与作品的一定距离，又时时不自觉地进入作品之中。就好像法国印象主义批评家法郎士的名言：“灵魂在杰作中冒险。”
“京派”文学批评家对于传统文化资源的利用，一是以现代人的眼光，用西方的理论观念对中国的传统话语进行重新阐释，以此实现中西精神传统在当下时空语境中的对接，将古代文化精神传统重新激活成具有当代生存价值的活的思想；二是让本土传统文化精神成为对西方文学理论观念进行吸纳的依据，成为创造新的批评方法的内在逻辑框架。这样，他们的文学批评就实现了中西对接，同时又有当下中国批评家的思考和创造在其中。他们的批评带有现代性和民族化的特点。
最后，再回到前面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思考的，如何构建文学批评、文学研究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问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西方的文艺理论、文艺思潮再一次涌入国门的时候，许多中国的文学批评家感到一种“震惊”，许多人跟风走，出现了“跟着说”的现象，同时不少中国理论家面对西方文论的强势冲击，也不同程度感觉到“失语”。到了九十年代，一些理论家提出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问题，提出变“跟着说”为“对着说”，要发出中国学者自己的声音，参与世界文学批评的对话。
那么，如何做到在众声喧哗中，有自己的声音呢?我们应当保持一种双重的视野，将中国文学研究纳入到世界文学的大的坐标系下，全面深刻地认识中国文学的审美精神，既不盲目崇洋又不一味复古，关注传统的过去性以及传统的现在性。因为传统作为一个发展的范畴，由过去出发，穿过现在指向未来，它是在变化的，如果我们能以新的激活旧的，实现中西方文学批评的互动，那样，传统的东西会在新的社会氛围中焕发新的活力。中国文化之根，中国文学之血脉将代代鲜活，不断发展。
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在多元化的文化发展中，我们在进行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时，只有做到既有世界的眼光，又有本土意识，才能弘扬中国的民族气派，光大中国文学的审美精神，与时俱进，使中国的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不断地走向现代化和民族化。
(责任编辑：吕晓东)
本论文受中国矿业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专项基金“印象主义批评在中国”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王青，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文艺学研究所所长，副教授。
本文为全文原貌 请先安装PDF浏览器
原版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