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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审美的日常生活化谈起
作者：张海燕
摘 要：诗歌创作是陶渊明本真的生存方式的一种体现，审美的日常生活化正是诗人立足“此在”进行审美超越的方式。
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就是对日常生活进行审美观照和审美体验，从而使日常生活诗意化。普通的日常生活是纷乱芜杂，变动不居的，它在时间状态上呈历时性；对日常生活的审美观照就是将过去、现在、未来作共时性存在进行审美体验，并从中发现人生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艺术作为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是源于生命本真存在的内在要求，用荷尔德林的诗说就是：“人充满劳绩，但仍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从“充满劳绩”到“诗意地栖居”，实际上就是指人们以艺术的方式实现了日常生活和生存状态的审美超越，即由物质到精神，由有限到无限的超越。艺术把人们的日常生活带到了诗意的状态之中，从而使遮蔽的生活走向敞亮，使混沌的生命趋于澄明。
陶渊明是一位真正做到了审美的日常生活化的诗人。在陶渊明看来，理想的生活状态就是“抱朴含真”，而仕途生涯却让他身心疲惫，灵肉分离，于是他毅然辞官归隐，“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归园田居五首》之一)。因为在“真风告逝，大伪斯兴”的年代，要想“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感士不遇赋并序》)，也只有躬耕南山才是陶渊明安身立命的理想之所。但是，相对于晋朝时孙登、郭文、索袭等真正弃绝人世的隐者来说，陶渊明的“归隐”确切地说只能称其为“归”，还算不上“隐”。因为陶渊明并未像当时的隐士那样弃绝人世，他只是远离仕途政治，回归平民百姓中。陶渊明不但没有索居人世，相反他还满怀深情地把生命的根须深深扎入民间来体验草根族的人生百味。诗人虽然身在尘世，心却不局促尘埃，不为外物所役使，正是这种超凡脱俗的人生境界，才使得诗人超越了日常生活而上升到了人生的审美境界。
陶渊明的诗很少涉及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而是着眼于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和家长里短，把在日常生活中的所经所历、所见所闻、所感所想信手拈起，娓娓道来，真正达到了化腐朽为神奇的艺术效果。“陶诗的一大特点也是他的一种开创，就是将日常生活诗化，在日常生活中发现重要的意义和久而弥淳的诗味。”衣食住行，起居作息，养儿育女，生老病死，亲友往来，闲聊杂谈等等都是日常生活的基本内容，这也正是陶渊明诗中所表现的内容题材。
芸芸众生总是苦乐相伴，悲喜交织，陶渊明的人生经历亦是如此。“遥遥从羁役，一心处两端”(《杂诗十二首》之九)，这是人生的一大苦；“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这是人生的一大难；“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这是人生的一大怨；“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十二首》之二)，这是人生的一大悲；“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还旧居》)，这是人生的一大畏。人生除了悲苦幽怨，对陶渊明来说更多的则是生之欢愉。“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二》，这里的“即事”就是日常生活中所接触的人和事物。“袭我春服，薄言东郊”(《时运四首并序》之一)，诗人在春暖花开的季节穿上新做的衣裳去郊游踏春心情是愉悦的；“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止酒》)，家庭的温馨舒适，孩子的天真烂漫是令人感动的；“匪惟也谐，屡有良游”(《酬丁柴桑二首》之一)，与情意相投的友人一同出游是快乐的；“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移居二首》之二)，淳朴热情的民风和融洽和睦的邻里关系是让人舒心的；“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在农闲时节，伴着斜风细雨，品着春蔬美酒，诵读着圣贤文章，洞察着人生奥妙，自然是惬意无比。
从《命子十首》《责子》《和郭主簿二首》《止酒》等诗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为父亲的诗人有着怎样细腻复杂的情感。“厉夜生子，遽而求火”，这里有初为人父的张皇失措和欣喜不已；“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这是人间难得的天伦之乐；“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这是一个慈父对不识六七，但觅桃李的顽子的宽容和戏谑；《与子俨等疏》中则流露出由于自己不善营生，以致穷困潦倒使子孙受苦的愧疚之情。在《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等文章中以缠绵悱恻的笔调体现出了诗人对亲情的看重。《和刘柴桑》一诗一方面说明陶渊明结庐在人境的表层原因是不忍割舍人间相濡以沫的亲情——“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另一方面也说明陶渊明惜生乐生的深层原因是对佛教的“神不灭说”和人生转世的否定——“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人生百年，难免一死，人死灯灭，哪有来生?还不如在有限的今生中好好体味无限的生之快乐，所以陶渊明才有《酬刘柴桑》一诗中的“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否?命室携童幼，良日登远游”的感慨。
戴建业在《澄明之境》一书中在论及陶渊明的生命意识时说道：“既然不可能有彼岸的‘帝乡’或‘净土’，那就应该在此岸现世确立生命的价值，既然不会再值此生，那么，‘不失此生’就成了陶渊明生命意识的焦点，其生命意义的建构和生命价值的确立都以‘不失此生’为基础和前提。”也就是说，陶渊明的惜生乐生是建立在对来生的否定和对彼岸的拒绝的认识基础上。“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归去来兮辞》)，“去去转欲远，此生岂再值”(《杂诗十二首》之六)，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超脱的生命境界，所以陶渊明才会在现世的人间里，在日常的生活中怡然自得，陶然自乐。
宗白华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论道，“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陶渊明对日常生活的外向观察和内在体验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陶渊明以其个性化的生命感悟和艺术化的审美体验使得日常生活带有了浓郁的诗意色彩，从而做到了审美的日常生活化。
陶渊明常常从季节的交替和自然景物的枯荣中体悟到人生如白驹过隙，生命短促无常的道理。“采采荣木，结根于兹。晨耀其华，夕已丧之。人生若寄，憔悴有时。”(《荣木四首并序》之一)“蔓草不复荣，园木空白凋”，“从古皆有没，念之心中焦”(《己酉岁九月九日》)，草木自会枯华凋零，人生皆有生死存亡。“荣华难久居，盛衰不可量”，“日月还复周，我去不再阳”(《杂诗十二首》之八)，世上万物有生有灭，谁又能逃过自然规律的制约?自然的造化无始无终，而我一旦死去，便不复存在。在这里，诗人从非我的变化中体会到了自我的命运的不可抗拒性，从个体的有限性中体会到了自然宇宙的无限性。
陶渊明一生嗜酒，酒在他的诗中频频出现。在人生若寄、飘摇不定的年代，酒成为诗人的精神寄托，在诗人看来“有酒不肯饮”是因为有“但顾世间名”的顾虑，这恰恰压抑了人的本性，丧失了人的本真。“在世无所须，唯酒有长年”(《读山海经十三首》之五)。诗人寄情于酒，但并没有像嵇康、刘伶那样失性于酒。陶渊明饮酒不是为了呼酒买醉，逃避人生的痛苦；也不是为了放纵性情，及时行乐，追求感官上的刺激。饮酒是诗人坦露本性和体悟人生的一种方式，酒消融了个人与自然的界限，使诗人达到了本性的归真和悠然寄远的忘我之境。在酒中诗人体味到了天地间大化流行、万物一宗的至纯至美的境界。
虽然陶渊明的一生都时时受到贫富贵贱和生老病苦的困扰，但是，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正是建立在对自己的悲喜人生和苦乐年华进行深层体验的基础上，诗人才超越了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平庸，超越了穷达生死的羁绊，真正做到了“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形影神三首并序》之三)的审美超越。
(文中所有陶渊明的诗句均引自《陶渊明集》，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张海燕，山东临沂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2004级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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