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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学的自觉”理论探讨始自扬雄的“丽”

作者：万志全

拖”、“寻卒而起”、“结根才从”，竹子就像人一样会搔首弄姿，和风一起嬉戏，会突然出现在你的眼前，刚从土里冒出来就盘根错节，这种描写非常的精细，没有仔细的观察和神奇的想象是写不出这种传神的文字来的。三是想象瑰丽、奇特。比如《羽猎赋》写汉成帝羽猎仪仗之盛大：“青云为纷，红蜺为环，属之乎昆仑之虚，涣若天星之罗，浩如涛水之波。”车仗以青云为旗帜的飘带、以彩虹为飘带上的环，它长到昆仑山上去了，它就像星空一样繁密，它就像涛水一样汹涌；这种想象超越了理性逻辑，显得非常的瑰丽、奇特。四是多用华丽的词藻，显得色彩斑斓。比如《蜀都赋》写树上的花：“百华投春，隐隐芬芳。蔓茗荧郁，翠紫青黄。丽靡摛烛，若挥锦布绣，望芒芒兮无幅。”春天来了，百花齐放，树上的叶子绿绿的、青青的，树上的花翠、紫、青、黄，各色皆有，就好像披上了锦绣，茫茫无边。这段描写显得词藻华丽、色彩斑斓。扬雄通过这四个方面的着力描画，确实使其赋达到了一种典范性的“丽”。
　　3．文学自觉的标志性特征已在扬雄的“丽”中显现端倪。一提起“文学的自觉”，我们就会想到鲁迅先生说的“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对此，张少康先生在《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一文中提出异议：“文学的独立和自觉是从战国后期(楚辞)的创作开始初露端倪，经过了一个较长的逐步发展过程，到西汉中期就已经很明确了，这个过程的完成，我认为可以刘向校书而在《别录》中将诗赋专列一类作为标志。”这是从文学创作实际出发对文学自觉时期归属的争论。至于古代文学理论界的论述中，谈及文学的特点时，其思想里有文学自觉意识萌芽的又始自何人呢?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二卷)认为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所谓文学的自觉，最重要的或者说最终还是表现在对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上。从这种观点来看，扬雄的审美范畴“丽”可谓抓住了文学自觉的最主要特性，即审美特性，因而开启了“文学的自觉”理论探讨之先河。詹福瑞先生在《中古文学理论范畴》中也认为“丽的自觉，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文学的自觉”。而且“丽以则”也体现了文学的受制约性。在扬雄看来，文学应该抒发蓬勃的情感，但应该有“发乎情，止乎礼义”的限制；文学可以描写娱乐生活，但应该牢记讽谏功用；文学可以想象虚构，但应该在情感逻辑上真实可信。
　　
　　四、扬雄为“丽”附设的政治、社会功用对其以后创作的影响
　　
　　扬雄要求赋等文学作品具有讽谏、劝阻以帝王为代表的统治者的社会功用，他的这种意图以失败而告终。因为文学不像法律一样有严厉的管束作用，文学也不是道德准绳，文学主要的功效是愉情悦性。扬雄后来否定赋的价值，认为它劝百讽一，决定不再作赋，这主要是对大赋而言，抒情小赋他还是作了几首。他对赋的否定，除了赋“劝而不止”的政治无能以外，还因为写赋的人的地位类似俳优。当然，这只是文学外部的因素，并非文学之“丽”的罪过。扬雄深知：文学应该以“丽”来打动人；至于统治者们读了赋以后反而“仙仙然有凌云之气”，这并非文学自身的原因所致，而是其淫心泛滥所致；汉大赋既然无力承载政治功用，那就可以甩脱政治功用，成为不再依附政治、教化功用的较纯的文学品种。
　　这样一来，扬雄后期的创作就分四条路走。一条是纯著述之路，在《太玄》、《法言》、《方言》这些著作里，他尽量抛弃“丽”，采用晦涩、艰深、生僻的词语来表达其高深莫测的思想。第二条是抛弃政治使命的抒情小赋之路，包括《太玄赋》《逐贫赋》《酒赋》《解嘲》《解难》等，它们显得“清新、自然、美丽”。比如说《逐贫赋》就奇思妙想地把“贫”拟人化为作者的一个形影不离的好朋友，把安贫乐道写得那么的富有诗情画意。第三条是带政治功用的应用文体，包括《上书谏勿许单于朝》、十二《州箴》、二十一《官箴》，它们的道德说教意味很浓，在“丽”的方面没有什么可贵之处。第四条是迫于政治压力，硬着头皮写的应用文体，包括《赵充国颂》《元后诔》《剧秦美新》，它们虽然写得很“丽”，但由于感情不真实，显得言不由衷，多为后人所诟病。由此看来，扬雄一生都未抛弃文学的“丽”和“社会功用”，他始终在探索着两者的最佳平衡之路。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万志全，江西东乡人，文学博士，赣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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