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回归男性自身的中心重构

作者：苏　奎　关春芳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贾平凹小说《废都》所引发的争议是相当强烈的，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而且这种争议在中国当代文坛这样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点迅速转换的局面下居然保持了一定的持续性，甚至近两年还有人在写文章对《废都》进行着解读与批评。从《废都》引发的轰动效应来看，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来说，这部小说是不可以避而不谈的。从《废都》引发的争论来看，对于其评价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持肯定态度的认为《废都》的创作达到了中国文学的又一个高度，是当代的《红楼梦》，准确地反映出了当代社会的精神实质，认为是“精英作家的精神还俗”；持否定态度的认为《废都》对性爱存在着一种过度的描写，其中所渲染铺陈的性爱场面及性饥渴心理已经超出了纯文学所允许的范围，甚至认为其泛滥的性爱及性心理展现对读者大众、对社会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危害，作家的道德水准成为被质疑对象。《废都》作为一部小说所引发的争议最终超出了文学的范畴，上升到了社会道德层次的评判，这是贾平凹所没有想到的，从中也可以看出《废都》所产生的社会影响。
　　从《废都》发表到现在的十几年来看，对其否定的声音一直占强势地位，这种否定在这个过程中似乎还停留在对其内容的批判上，还在纠缠作家是否体现出来一种社会责任感、一种基本的道德水准。肯定的声音与否定在这一点上是存在一致性——把作品反映出来的主题思想作为评判的具体对象。对一部作品尤其是像《废都》这样的作品存在着否定与肯定的争议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也体现了批评的多元态势，且否定者有否定的理由，肯定者有肯定的说法。但是不论是否定还是肯定，他们都会从文本中寻找自己的理由，忽略了作家的创作心理，对于《废都》的批评只徘徊在文本层面而没有延伸到创作主体。所以这种批评未能把作家创作的心理作为一个重要考察层面来探寻贾平凹创作《废都》的深层动机。所以不论对《废都》肯定还是否定，都是不全面的。
　　贾平凹生长于乡土世界，偶然的机遇使他得以走进城市而摆脱农民身份。虽然贾平凹怀着对城市的向往与渴望逃离乡村来到城市，但是他所接触到的城市并非头脑中出现过无数遍的城市。城市带给他的首先是一种陌生、迷茫与压抑的情绪，在城市面前他体验到一种自卑心理，刚进城陌生与惶惑的那一幕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从山沟走到西安，一看见高大的金碧辉煌的钟楼，我几乎要吓昏了。街道这么宽，车子那么密，我不敢过马路。打问路程，竟无人理睬。草绳捆一床印花被子，老是往下坠。我沿着墙根走，心里又激动，又恐慌。坐电车，将一顶草帽丢失了。去商店，看见了香肠，不知道那是什么，问服务员，遭到哄堂大笑。我找不着厕所，急得变脸失色，竟大了胆儿走进一个单位的楼上，看见‘男厕所’字样，进去，却见一排如柜一样的摆设，慌忙退出来；见有人也进去了，系着裤带走出来，便疑惑地又进去，水火无情，记得我一拉那柜的门儿，才发现里边正是大便池子……”这种陌生与惶惑以及随之而来的迷茫与压抑使贾平凹在城市生活之初处于自卑的心理状态之中。同时，既没有社会地位也没有经济优势的生存状况使贾平凹处于城市生活的边缘。自卑的情绪同时也在加深着贾平凹边缘生存的心理感受，加深着这种边缘化生存的记忆。但是，同时边缘化的生存也激发了贾平凹征服城市的雄心与抱负。此时的心理通过小说《浮躁》中刚进城的金狗的行为与语言得以体现：“金狗身处其中，只感到新鲜惊奇和冲动，当他站在那里询问一群男女：州城报社在什么地方，这些男女一起看着他，突然放声大笑走散了。金狗先是面红耳赤，但立即他更大声地发笑，他在强烈的自卑中建立起自己的自尊：州城难道是你们的州城吗?我金狗现在来了，瞧着吧!”在自卑所激发出自尊的心理状态下，贾平凹开始了征服城市的旅程。
　　相对于新时期其他作家来说，贾平凹文学创作的起步是比较早的，在读大学期间，贾平凹就开始创作并发表作品。从一九七二年上大学到一九八零年这一段时间可以看作是贾平凹文学发展并走向成熟的时期，所以出现在一九八零年代文坛上的贾平凹纯然一派成熟。有着近十年的生活积淀与经验的生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贾平凹的文学创作向成功坚实迈进。
　　经过十几年的奋斗，贾平凹终于实现了征服城市的愿望。在城市之中，他有着名作家的身份，受着读者大众、文学青年的崇拜与羡慕，与此同时获得的还有文学创作带来的经济收入以及政治上的认可，贾平凹已经从城市的边缘走到城市的中心。贾平凹在城市面前的自豪代替了自卑心理，边缘化的卑微生存已经被社会宠儿、焦点的良好感觉所代替。贾平凹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名正言顺地逃离乡土社会走进城市，并从城市的边缘走到了城市的中心的人。我们应该注意到贾平凹的成功是离不开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的。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大众的精神思想进行了禁锢与钳制，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放飞了大众思想自由的梦想，在精神荒漠上忍受十年的人们，对精神空间充满了强烈的冲动与渴望。在人们注重精神生活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作为为社会提供一种精神资源的意识形态迎合了大众的需要成为了整个社会的中心，同时作家成为受人尊敬、笼罩着神圣光环的职业。中国大众对精神生活的强烈需要造就了文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繁盛，使作家体验到被整个社会所尊重所羡慕的感觉，文学的中心化成就了作家职业的光荣与神圣。可以说，贾平凹生逢其时，有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文学创作上的酝酿，在其文学创作的成熟时期恰逢文学中心化的年代，征服城市的愿望在社会与时代的提携下渐渐得以实现。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呈现出一种多元发展的态势，从价值混乱与信仰真空时代走过来的大众固然把精神层次的追求放在了第一位，从而突现出文学及作家的社会中心地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大众放弃了物质生活的追求、放弃了世俗的幸福。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是拥有湮灭一切可能的商品大潮及市场经济。而且当商品化得到充分发展以后，已经体验到思想解放并得到精神需求满足的中国大众渐渐感觉到与其追求一种精神层次的满足，还不如抓住看得见、摸得着的现世幸福。对物质生活的需求重新代替了精神层次的渴望，大众在摆脱精神真空之后迅速改变了价值取向。即使知识分子都在面对商业化大潮的时候都采取了缴械投降的姿态，就遑论大众了。
　　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初的中国社会还是多元共处的发展态势的话，那么渐渐地这种态势似乎被商品化大潮的一元发展态势所取代，商品经济以其绝对的霸权使其他的发展只能处于一种弱势地位，这当中包括文学。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作家在商品化潮流面前呈现出一种分流态势，有的下海经商，有的向影视文化靠拢，当然也有人在坚守纯文学的阵地，此时的作家群体要显得萧条一些。文学从社会的中心地位被商品经济挤压而无奈地退到边缘地带，所以即使一些还在坚守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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