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另一种历史
作者：陈绪石
摘 要：大多数新历史小说在颠覆传统历史小说的造史方法之后转向民间，王小波的《红拂夜奔》则坚持一种知识分子立场。它与《红尘三侠》的新儒家精神不同，《红拂夜奔》强调知识分子切实履行知识创新职责，它体现的是西化的知识分子观。作为新历史小说，它同样具有解构宏大叙事的特点，但它的一些后现代文化特质又是其他新历史小说不具备的，这主要与作者对后现代的接受有关。
任何历史小说都是时代精神与作者情怀的缩影，其中，作家对既往事件的把握又是与他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的，即使作家企图独辟蹊径，可他的努力注定了是枉然。“新历史小说”颠覆了“史传”传统及革命历史小说的泛政治性，不少小说家把小说写作当作个人化的历史虚构与想象，这种做法无疑拓展了小说的表现空间，小说家也乐意“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所以，我们看到“新历史小说”里的“历史”五花八门，作家真可谓各有一套。“新历史小说”看似“众声喧哗”，可它也有一个精神核心，那就是后现代主义。尽管有的作家未直接接触后现代理论，但铺天盖地而来的后现代语境是他们无法回避的，他们的小说体现出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秉性，它们是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结出的“果实”。
避开传统写实与主流权力话语的新历史小说家们，在小说的文化取舍上多数人选择了民间，从莫言开始，格非、苏童、叶兆言、余华等人纷纷或认同中国民间文化，或站在平等的立场上与民间对话，他们的小说走的是民间化之路。正如上文所言，它们一是解构了“现有”的文学秩序，一是开拓了一条新路，同时还必须指出，这种解构体现出作家的无奈。与赵树理的民间不同，赵树理有农民的自觉与政治的敏感，新时期的历史小说家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他们不依附官方，又不站在传统知识分子立场上，除了后现代主义提供的方法论外，他们还没有准确的文化定位，他们当然只有把民间当作“矿床”了。换言之，“后现代主义”为人们提供了言说的自由，可在这个空间里，创造的翅膀是民间的。如人们在论述莫言的小说时都注意到，他一点也不回避“丑”，有时“丑”还很可爱，这就是陈思和先生所说的“民间文化具有藏污纳垢的特点”。关于“民间”文化的美学思考，巴赫金在《拉伯雷研究》中指出，从中世纪民间诙谐文化衍生出来且与之有着本质相似的“怪诞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丑。怪诞美学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丑的美学”。“新历史小说”在对“丑”的表现上虽不及怪诞，但在崇尚民间的同时，“丑”也作为一个重要品质得以展示。
在“新历史小说”里，有没有纯知识分子立场的文本呢?有，王小波的《青铜时代》就是这样的小说。严格地说，小说里表现出来的立场不是官方的即为民间的，王小波也不例外；但本文所论述的民间为狭义，专指中国民间，显然，王小波两边都不沾，他是一个西学化的知识分子，所以，他对历史故事的操作走了另一条路。对正史的颠覆、对崇高的消解是这些作家的共同之处，因此，本应该是宏大叙事的写作，在王小波那里则成了追求有趣的戏说，但这种戏说不带有中国民间性质，它是作者站在西学语境下对文本中人的生存状态的思考。自然，像所有的“新历史小说”一样，历史在《青铜时代》也是材料，是一个依托，历史背后的思想、理念，或者说材料背后的象征义即作家的寄托与时代精神才是人们关注的要点，这也是理解王小波小说西学语境的关键所在。
《青铜时代》里的三篇小说均据唐人传奇敷衍而成，其中，《万寿寺》与《红拂夜奔》有着显著重要的位置，而这两个小说无论是在内在意蕴还是在创作手法上均惊人的相似，所以，本文以《红拂夜奔》为例来论述王小波的历史小说。李晋、红拂、虬髯客的故事在当代小说家高阳手里为《红尘三侠》，如果将这两个文本放在一块比较，就更能看出王小波小说的异质。
有人将高阳的历史小说概括为“现代新儒家的演绎”，认为：“当代新儒家的复兴代不仅以引发现代人关注历史文化的方式，给高阳作品带来了一个庞大的读者群和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接受环境，而且以它创造的文化语境为高阳的言说赋予了更深厚的语义，也为他演绎历史提供了思想的脉络与逻辑的框架。”笔者完全同意新儒学为高阳小说提供文化语境这个观点。海外新儒学的复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扬弃，传统中有生命力、有价值的文化因子为我所用是新儒家的理想，在高阳的历史小说里，传统哲学无疑是他编织历史故事、阐释生命情怀的支架。高阳的小说遵循史传传统，注重历史的真实性，因此，在《红尘三侠》，故事的大背景是：隋朝末年，皇帝无道，荒淫奢侈，民不聊生。正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欣逢乱世，各路英雄暗中摩拳擦掌，有人为社稷、民生计如虬髯客，有人则图谋“取而代之”如李密，有人则两者兼而有之如李晋、李世民。主人公李晋是乱世里冒出来的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一是他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救民生于水火；二是他有过人胆识，如杨府慷慨陈词、奇取潼关；三是智谋过人，有运筹帷幄之才，最终帮李世民夺取天下，平定边疆。显然，李晋的生平事迹是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演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李晋这个大英雄以其经天纬地之才率众推翻暴政，平定天下，可见，儒家的有为、人世是高阳建构历史、塑造人物的深层语境。
王小波关于隋末“三侠”的历史既不是民间的，又有别于传统历史小说，如果说高阳重视史的真实性，那么，历史在王小波手里就只有任其篡改了，他要让历史成为演绎知识分子生存的舞台。王小波对李晋的生存环境加以变异，他忽略无道皇帝，也不关心民生、社稷，所以，小说里没有隋末的动荡，高阳小说里李晋的英雄壮举，在《红尘三侠》就被一个古代的、其实是西化了的、甚至颇具后现代意味的知识分子的作为所取代。先看看隋代的洛阳城，它是一个很乏味的地方，有很多规矩；缺乏生气，恐惧异端，拒绝创新。李晋则是一个知识分子，因为本事太多便失业只好以做流氓收保护费为生。与《红尘三侠》中的李晋关心国计民生不同，《红拂夜奔》里的李晋则以个人的才气对抗平庸。他一生发明了很多器具，最有名的是开平方根的机器，小说对它的描述十分幽默，当它后来被唐太宗买下后，居然可以用来装备部队，有的人死在根号二下，有的死在根号三下。他还是一位数学家，擅长思考，如他证出了毕达哥拉斯定理、费尔马定理等。在对长安城的设计、建造上，他的方案本来高明，但由于权力的干涉，现实的长安城土头土脑，但这正是唐太宗需要的。总之，李晋与洛阳的氛围极不协调，他的才智、他的思想遭人嫉恨，就在大祸临头前夕，红拂因欣赏李晋的有趣向他告了密并与他一起逃出洛阳，后来他为李世民所用。
作为一部为知识分子造史的小说，《红拂夜奔》把科学探索、思想创新当作知识分子的一种精神自救，在“青铜时代”，人的生存环境总是那么荒谬与无聊，人如果不想沦为平庸大众，不想被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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