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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元好问的遗民心态
作者：漆 亿
摘要：元好问是金元之际作出重大历史贡献的人物，他的文学和史学方面的成就历来为人称道，但其晚年和身后却饱受世人诟病。本文就其特殊时代下的思想行为以及文学创作中所呈现出的遗民心态展开论述，以期更加准确地认识他，科学地评价他。
遗民文学是我国文学史上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尤其在南北宋、金、明四朝，由于理学的深入人心和儒家三纲五常观念的强化，表现得最为明显。面对改朝换代江山易主，一大批旧王朝的臣民百姓，无论愿不愿意，都要变成旧朝的遗民新朝的臣属；出于对故国的依恋和文化上的认同，他们的心中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遗民心态。这种遗民心态在以承传文化为己任的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身处金元易代之际的元好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山西秀容（今山西忻州市）人。是金元之际做出重大历史贡献的杰出人物。本来他是一个积极用世，以救民、存史为己任，漠视流俗的奇男子，他在文学和史学方面的成就历来为人称道，但在金元交替天下大乱的时候，他的思想行为、文学创作中也体现出了一种较之一般文人颇为特殊的遗民心态。
首先，接受强大的蒙古政权，他的思想上有着和常人一样难以逾越的障碍。
十二世纪初，女真族崛起于辽东，建立金国。数十年间，强悍的女真人灭辽、灭北宋，入主中原，在北中国建立了稳定的政权。在军事上征服中原的过程中，女真人却遭到了另一种征服：汉文化的征服，女真人大量地接受了汉文化，尤其是儒家的思想，尊儒读经。不仅如此，金朝还以儒家的正统自居，在文化上也不把偏安的南宋放在[里，文化在这时显示了神奇的魅力。
元好问本是鲜卑族拓跋氏的后裔，但与女真人相似，鲜卑人也在征服中原的过程中接受了中原文化，元好问已经高度汉化，身上几乎找不出一点鲜卑人的影子。在浓重的儒家文化氛围中，在老师郝天挺的指导下，元好问受理学，陶，尊崇正统，同时又不完全囿于理学，博学兼收，融会贯通。元好问的养父元格曾任金朝几任地方官，元好问自己也曾在金朝的地方与中央为官，所以在他的心中，一直视金国为正统。
金朝末年，政治腐败，蒙古又崛起于北方，成为金朝的重大威胁。担任地方官的元好问对百姓的困苦非常同情，其间创作的大量诗歌反映了他的这一情绪（《宿菊潭》《雁门道中书所见》等）。面对蒙军的日益进逼，金军的节节败退，元好问内心充满了了极大的危机感，这主要表现在他的《岐阳三首》《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等诗作里。金源王朝已在风雨飘摇之中，女真贵族已丧失民心，不管百姓死活，只顾自己逃命。元好问感到无所适从，原先尊奉为正统的金朝[看是保不住了，而就要夺得天下的却是文明程度很低的蒙古人，作为深受传统文化，陶和影响的知识分子，元好问要接受蒙古人的统治至少需要跨越两层思想上的障碍。
其一是“夷夏之防”，按今天的[光来看，鲜卑、女真、蒙古各族都已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之中，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按儒家正统的“夷夏之防”来说，本来鲜卑、女真都是“夷”，都是北来的少数民族，但元好问这类高度汉化了的知识分子，面对同样北来的蒙古却必定以己为“夏”，以蒙古人为“夷”，这是一种非常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对元好问来说，屈身事“夷”将是非常痛苦的！择。
其二是“名节”问题，旧朝灭亡，新朝成立，照中国传统的思想，为保全自己的名节，旧朝的臣子应该闭门谢客，不问新朝之事，不为新朝服务，如果能为旧朝殉节则更好，会得到更多的褒扬。历史上这样的臣子不在少数。相反，如果参与新朝的政事，在新朝为官，就会被当作“逆子贰臣”，遭人唾骂。饱读诗书的元好问对此也不是不知。
此外，元好问的哥哥元好古就是在忻州城破蒙军屠城时被害的，蒙军的屠杀及对文化的毁灭也使元好问感到难以容忍，这在他的《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续小娘歌》等作品中都有表现。国恨家仇交织在一起，成为元好问事元的又一障碍。
事实证明，这些障碍元好问都跨越了，这其中当然有大势所迫，不得不为的因素，但主要还是元好问的主观因素在起作用。儒家的积极入世、经世致用的思想始终是他思想的主体，同时，他又不是那种盲目地以生命殉昏君的愚忠之士，面对金朝灭亡，蒙军杀戮的局面，元好问没有简单地！择死亡，而是忍辱负重，担当起拯救黎民、存续文化的重任，并且竭力在文化上“以夏变夷”，促使新生的蒙古政权迅速汉化，尊儒家为正统。
第二，完成思想上的跨越之后，元好问和一般文人不同，并没有心安理得去依附新朝，而是做了一系列有功于世，有累于己的大事。
元好问先是给耶律楚材上书。金哀宗天兴二年（１２３３年），汴京发生崔立叛降蒙古的“癸巳之变”，四月二十日，蒙古军入汴京，二十二日，囚系中的元好问给蒙古宰相耶律楚材写了著名的《癸巳寄中书耶律公书》。在这篇上书中，元好问列举了五十四位金朝贤才，希望耶律楚材能予以保护、任用。这篇上书中，元好问言辞谦恭，对与自己年龄相近，而文名远不如己的耶律楚材自称“门下士”，极力恭维。事实证明这五十四人后来都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并且多数有所作为。
后人评议元好问这件事时，大多认为元好问在哀宗尚在，金朝未亡之时，就有“境外之交”，于大节有亏，且上书中言辞卑下，不似有骨气的文人所为。如清代的赵翼就批评他上书耶律楚材：“遗山仕金，正当危乱，尤不当有境外之交”①，今世学者也认为他“晚年依违于新贵之间，诚不无可议”，“细行不加谨慎，终不免盛德之累”②。实际上，在当时谁都明白蒙古代金已是势所必然，金朝的灭亡已指日可待了，元好问此时以谦恭卑下的语言上书耶律楚材，正说明了他忍辱负重的品行。这些评论者忽视了这篇上书存人才、存礼乐的重大意义，而在细枝末节上吹毛求疵，实在是腐儒之见。后世史学大师王国维评价此事就颇有见地，“此诚仁人之用心，是知论人者不可不论其事也”③。
元好问在金灭亡后所做的一件大事是觐见元世祖忽必烈（当时尚未继位），并与张德辉共同奉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元蒙哥汗二年（1252年），元好问已六十多岁，仍然不辞辛苦去朝见当时大权在握，而且日后大有作为的忽必烈。他的目的非常明显，就是借蒙古的势力保护、宣扬儒家的正统。奉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听起来滑稽可笑，但当时元好问与张德辉尽力排斥了忽必烈“金以儒亡”的观念，并且让他接受了这一称号，实在是大大有利于儒家，也大大有利于历史的。正如黄时鉴先生所言：“游牧的蒙古征服者适应中原的农业文明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元好问这方面的实际活动，体现了这种历史的必然，促进了这个历史前进的过程”，“元好问同耶律楚材、忽必烈一样，是一个促进了十三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人物”④。
金亡后元好问所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致力编修《金史》，虽因种种原因未成，但《壬辰杂编》《中州集》等都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原始材料。元好问为搜集史料，奔走于汉族世侯与蒙古贵族的门下，与一些当时被斥为“汉奸”的人来往频繁，甚至成为密友，结果给世人留下了话柄。
后人据此说元好问出卖儒教，奔走权门，一方面是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另一方面是不看现实，空论名节。蒙古建国之初，“八娼九儒十丐”的等级排列众所周知，请忽必烈做了“儒教大宗师”，只不过是为了保护知识分子，保护文化而已；《辽史》多粗俗错讹，而《金史》则较为完备，与元好问的奔走搜集之功有很大的关系。
第三，“名节”是元好问始终无法直面的道德拷问。
元好问尽管勇敢地做了以上这些事情，但他也未能彻底地抛开“夷夏”、“名节”等问题，他总共在蒙古统治下生活了二十多年，一直积极于天下大事，并确实成果卓著；同时，他也有机会出仕为官，但至死也没有在蒙古统治下担任一官半职。对此我们不能只考察客观上的原因，一定有元好问的主观因素在其中。尽管积极用世，尽管并非“不遇”，但因为自己是前朝的遗民，所以就不能在新朝为官，至少在形式上不侍奉新朝。元好问这样做果然给自己构筑了一个掩体，后世为他辩护的人多以“金亡不仕”作为他未失气节的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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