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论鸳鸯蝴蝶派文学创作的和谐文化精神
作者:闵建国
三、在中西合璧中构建文化和谐
任何时代的文化!择,都离不开对民族文化的继承;任何民族文化的发展,都不可能抛弃民族的传统而重新开始。我们的民族历经沧桑,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灿烂的中国文化,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传播。这些优秀的文化遗产,是构建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但是,综观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又可以看出,是一部不断吸收异域文化、不断创造新文化的历史,是与外来文化的互相比较、互相交流、互相吸收之中发展而来的。鸳鸯蝴蝶派正是从我国文化的发展历史中清楚地认识到和谐文化既必然具有民族的特质,又必然与世界其他文化兼容并蓄。
在表现形式上,鸳鸯蝴蝶派“摒弃了非新即旧、新优于旧的绝对化的思维模式”,坚持“留连于旧程式,点化着新技巧”,“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进行创新,反对全盘西化的创新方式。他们认为“新型文艺”应是传统艺术遗产与西方文学二者交流融合的产物,文学作为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应是本土性与开放性的完美结合。通过异质文化,进一步加强本土文化,使之焕发出更为灿烂的生机。于是他们在文学创作的形式上进行了“新”与“旧”、“中”与“西”整合的探索,确立了他们独有的美学范畴、审美方式、美感构成和审美价值取向。
比如,“五四”时期盛行的书信体、日记体小说便是鸳鸯蝴蝶派从西方引进的。早在一九一一年徐枕亚便模仿小仲马的《茶花女》写出了书信体小说《玉梨魂》,之后又写了长篇日记体小说《)鸿泪史》。此外周瘦鹃、李涵秋、包天笑、吴绮缘都有日记体和书信小说问世。
张恨水更是尝试多种小说表达方式的融合,在叙事方式、结构形式、表现技巧等方面,既注重继承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又能适应社会的发展,不断借鉴外国文学技巧,进行艺术创新,为文学创作的发展闯出了一条新路。张恨水在谈到他的创作发展过程时说:“我仔细研究翻译小说,吸取人家的长处,取人之有,补我所无。”“改良方面,我自始就增加一部分风景的描写与心理描写,有时也特地写些小动作。实不相瞒,这是得自西洋小说。”吸取西洋小说的表现手法是当时现代作家的普遍做法,但许多作家超过了限度,过于欧化。而张恨水却恰到好处,他总是视民族性为核心和灵魂,又积极吸纳西方文化的养分,在弘扬本民族文化主旋律的前提下,体现着现代化发展的方向。所以,茅盾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曾这样评价张恨水:“在近三十年来,运用章回体而能善为扬弃,使章回体延续了新生命的,应首推张恨水先生。”
四、在读者为本中构建文化和谐
应该承认,不论从持续的时间上、作品数量上,还是占有的读者方面,鸳鸯蝴蝶派与新文学相比,都占有绝对优势。这种现象的形成,又同鸳鸯蝴蝶派从一开始就对读者有着特别的认识密切相关。
鸳鸯蝴蝶派反反复复地宣扬“以己身作为读者”,“能引起读者兴会”,“处处要求读者思故”,“又恐读者过思”。他们还提出,作品不必把什么都讲清楚,要“让看的人自己领会”,“要指示读者也不可停了正文,参加论调进去”,“让读者去研考”。鸳鸯蝴蝶派在读者面前似乎有一种惶怵:“以下劣作品,大胆陈之于读者之前,这是罪恶的,因为,不但使读者受到金钱的无谓损失,而且更白费了许多宝贵时间。”“一篇小说,能够给读者受到热烈的同情,或是反感,才配赞它一声‘好’。”
这种时时刻刻不忘读者,有强烈的读者意识,把读者的利益作为创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创作宗旨,使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与广大读者产生了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以客体意识来规整主体意识,表现出“主随客便”的特点。在艺术表现和审美趣味上,他们更是像厨师一样以读者的“口味”为遵循,进行!择和加工调制。他们看重人民大众的传统欣赏习惯,使创作较多地保留着民族的特色。他们适应社会的变化不断进行艺术手段创新,满足了不同时期和不同层次读者的要求。他们适应市民社会读者的心理特点,采用“谲谏微讽”的方式,“潜移默化于消闲之余”,以收“感化之功”。他们不仅“没有把诲淫诲盗的作品来毒害读者”, 相反,非常重视作品的“警世觉民”。比如程小青的小说《霍桑探案》,就以刺激读者的好奇心理和破案的“参与”意识见长。难怪有人称之为是“通俗教育”的重要一环,是“化装的通俗科学教科书”。
在文学理论大发展的今天,西方接受美学理论提出了“文学怎样存在”的命题,认为文学为读者而存在,在读者阅读之中生成,没有读者就没有文学。把鸳鸯蝴蝶派的小说理论和接受美学理论联系起来考虑,它们都有共同的认识:没有读者就没有文学。这倒不是鸳鸯蝴蝶派作家们有什么高深的先见之明,但是他们根据这样的认识进行创作,在以读者为本中着[于和谐人文精神的培育、着[于文化关怀的营造、着[于文化享有的落实、着[于文化健康的体现、着[于文化素质的提高,以尊重读者,对读者负责作为他们创作的价值取向,建设大众共享的和谐文化,这的确是他们占有读者的优势。
总之,鸳鸯蝴蝶派站在和谐文化发展的前沿,把握和谐文化的脉动,从文学创作中感受对于和谐的期待,在文学发展中体验和谐应有的节律,提炼和升华和谐的文化精神,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民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真正体现了鸳鸯蝴蝶派文学发展的本质和分量。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闵建国,开封大学教授,开封大学图书馆馆长,研究方向:现代文学。
参考文献:
[1] 赵苕狂. 花前小语[ J].红玫瑰,1929,(24).
[2] 玫瑰之路[ J].星期,1922,(9).
[3] <眉语> 宣言[J].眉语,1914,(1).
[4] 转引范伯群.对鸳鸯蝴蝶——礼拜六派评价之反思[J]. 上海文论,1989,(1).
[5] 瞿秋白.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J].文学,1932,(1).
[6] 老舍.一点点认识[N].新民报,1945-05-16.
[7] 温奉桥.张恨水与中国文化现代化[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2).
[8] 张恨水.我的创作和生活[M].文史资料!辑•第七十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
[9] 张恨水.总答谢[N].新民报,1944-05-20.
[10] 茅盾.关于吕梁英雄传[J].中华论谭,1946,(1).
[11] 姚民袁.小说浪漫谈[J].红玫瑰,1923,(6).
[12] 镜性.论有价值小说[J].半月,1921,(2).
[13] 徐国桢. 小说学杂论[J].红玫瑰,1929,(1).
[14] 施冰原.爱国小说的借镜[J].珊瑚,1932,(11).
[15] 周瘦鹃. 闲话<礼拜六>[M].花前月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16] 程小青.侦探小说的多方面[M]. 霍桑探案•2集 上海文化美术图书公司, 1933.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