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生活在别处
作者：王玉琴
一
这篇小说带给我们的震撼首先来自“封锁”二字。在沦陷区的大上海，“封锁”实在平常。身逢乱世、童年不幸的张爱玲毫无疑问遭遇过大大小小的有形与无形的封锁。有形的封锁来临时，人们在大街上慌不择路地奔跑，所有的商店关门，所有的车辆停行。人们都躲在密闭的空间里祈求逃过一劫。偌大的上海刹那间陷入可怕的寂静当中。而正是在这可怕的寂静当中，被“封锁”在电车中的各怀心事的已婚上海男人吕宗桢和未婚上海小姐吴翠远都暂时地背离了日常的生活轨道，暂时地无形地“封锁”了对亲人的情感，给自己的心灵放了一次假。他们从心不在焉的聊天逐步发展到隐秘的情感交流，甚至谈婚论嫁。而随着封锁的结束，两个在封锁期间心心相印的男女最终又都“封锁”了对各自的感情。“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张爱玲通过“封锁”表达了丰富、复杂的内涵，揭示了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人之间其实正处于封锁的状态之中。而在真正的“封锁”中，素不相识的男女反而能够真正走进对方的心灵。难得的封锁反而提供了一个“回到事情本身”、“回到人本身”的 “诗意地栖居”的状态。所以，张爱玲的《封锁》提供的是萨特所说的一种“放达”的状态。当上帝缺席、指导人生的功利原理和世俗规则荡然无存后、在“一切都是假的，什么都可以做”之后，人的自由感就洋溢于“放达”所带来的高峰体验之中。
所以，尽管张爱玲生活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但她对人生命运的关注已经和后来硝烟弥漫的存在主义者声气相求了，夏志清把张爱玲评价为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自然是因为张爱玲的深刻和鲁迅一样带有划时代的意义——她的作品反映出了人类永恒的命运。张爱玲借《封锁》反映了生命和现实的矛盾。现实总是以各种规则，试图将人还原成一个通常意义的人，遵守既定的逻辑秩序，遵守所有的道德律令，遵守一切常理和常识，而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无时无刻不在对这种现实规范保持着某种分裂的姿态。表面看，人们都活在一种共识性的秩序中，但人的内心却时常徜徉在一种“反秩序”中，徜徉在一种非理性的自我的真实世界中。张爱玲对封锁中人性的探索，写出了人的存在的可能性，她对放达中的生命追求的尊重也体现了存在主义的基本原则，即萨特所说的“存在先于本质”和“自我行为的自由！择”。可惜，“放达”中的真情流露终归短暂，当有形的封锁解除之后，他们又回到了无形的封锁之中，互诉衷肠的一对恋人转[间形同陌路。《封锁》此刻呈现的依然是希望之后的绝望。因此《封锁》充满了意味深长的象征与反讽意味，依然是作者生逢乱世的浮生之叹，充满了孤独、绝望、荒诞、悲凉的意蕴。
二
这种浮生之叹气若游丝但渗透在文章的字里行间，使得全文笼罩着一种入骨的悲凉。吕吴之间这种没有结局的错位爱情在文章的一开始可以说就埋下了伏笔。“开电车的人开电车。……电车……抽长了，又缩短了，就这么样往前移——柔滑的、老长老长的曲蟮，没有完，没有完……开电车的人[睛盯住了这两条蠕蠕的车轨，然而他不发疯。”二十三岁的张爱玲何其深刻！她只通过一个简单的场景——电车的行进，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开电车的，就隐喻了所有人的人生及人生的真谛——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一个单调的轨道上孤独地走着似乎“没有完”的人生路。“不发疯”，不过是人还能够生存的一个极限罢了。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在麻木中忍耐、在忍耐中生存。其实世界上也就两种人：发疯的和不发疯的。而突然出现的封锁给整个故事提供了一个从日常生活的不发疯的生存状态到感性的略可发疯的“真空”状态。封锁把世界的浮华为人的乖巧封锁于外，把人的本性和欲望、激情释放在封锁的电车之内。然而乞丐们“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还是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地唱响在街头，隐喻着人类在劫难逃的命运。上海的外乡人缺钱可怜！地道的上海人精明得可怜！吴翠远缺爱情可怜！吕宗桢虚伪得可怜！电车里的人空虚得可怜！所以在突如其来的封锁里，“有报的看报，没有报的看发票，看章程，看名片。任何印刷物没有的人，就看街上的市招。”因为“思想是一件痛苦的事”。张爱玲就是这样以一种近乎冷漠的态度俯视着大上海的芸芸众生，把笔触深入到了现代市民的混乱无助的精神深层。在她的[里，不管哪一种人的哪一种人生，都一样有着冰寒彻骨的冰凉底色，都是一个个从房这头爬到那头的“乌壳虫”罢了。这种人性的悲剧，也是人类普遍存在的一种宿命。张爱玲通过她的笔触呈现出这样一幅人生的非常态景象，达到了一种极致性的、让人惊悚不已的审美效果。张爱玲借《封锁》告诉我们的是，孤独痛苦的个人在一个不可理喻的荒诞世界中生存何其艰难。
三
就是在这样一个战时的灰色的背景中，在开电车的“不发疯”、乞丐的“可怜”、上海太太的“现在干洗是什么价钱？做一条裤子是什么价钱？”的叮嘱中开始了吕宗桢与吴翠远的意外的爱情抛物线。恩格斯说过：“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的是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么做。”吕宗桢——一个齐齐整整穿着西装戴着玳瑁[镜提着公事包、尊太太之命从弯弯扭扭的小胡同里买来了廉价的菠菜包子的银行会计师，成了一场爱情戏的主角。可以这样说，任何一个读者，都可以从张爱玲的这意味深长的介绍中窥见了事情的结果，一个谨小慎微唯老婆之命是从的上海男人会为一场一开始就是别有用心的爱情负责吗？当然不会。现代流行语云：在对的时间爱上错的人是一种不幸，在错的时间爱上对的人是一种遗憾，在错的时间爱上错的人，那种心情痛彻心扉，而最幸福的，就是在对的时间爱上对的人。《封锁》中的吴翠远成了吕宗桢表侄董培芝的挡箭牌，毫无疑问是在错的时间爱上错的人。封锁的结束让吴翠远的美梦破碎，也让她看清了现实的残酷与无奈。这里，张爱玲以她异乎寻常的深刻最大程度地展示了女性生存的悲凉意味。女性的悲剧不是惊涛骇浪风云突变的，而恰恰就是日常生活的不自觉与非理性，她对自己、对他人、对生存处境没有审视与控制的可能性，最终带来了生命的难堪。封锁的解除使得吕宗桢和吴翠远又回到了开始，他们从起点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真是成也封锁，败也封锁，人，不就是在这样的轮回中一代代走着自己孤独的人生路吗？
但张爱玲的深刻当然不仅仅意在表达生命的悲哀。她还对吕宗桢表达了深深的理解。人在特殊的环境中会有特殊的想法，会说出特殊的承诺，会做出特殊的事情。当这个特殊的环境结束，一切就结束了。但在特殊的环境中，发生的一切却是真实的。生活其实是在别处。对于那些目睹着近在咫尺的死亡和战乱、呼吸着弥漫战火硝烟的战时上海的乱世男女而言，这样的爱情在特定的时空中还是安慰了人们孤独的心灵。
乌纳穆诺说过：人类思想的悲剧性历史，根本就是理智与生命之间的冲突的历史，理智一心一意要把生命理性化，并且强迫生命屈从于那不可避免的死亡；而生命却一直要把理智生命化，而且强迫理智为生命的欲望提供服务。从这种角度上说，张爱玲的《封锁》其实是用她自己的想象，艺术地呈现了人类不可逾越的生命悲剧。个体的人对整个的社会规则是“生活在别处”，张爱玲为吕宗桢和吴翠远的人生设计无论如何都逃脱不了现实对“存在”的否定，封锁中的爱情不过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认识生命存在的象征，一个关于爱情存在的寓言。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王玉琴（1970—），江苏盐城人，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盐城师范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讲师，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