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长安为什么不出走
作者：周红兵 王兰燕
当长安在堂妹的热心安排下，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爱情时，母性权威的压制却遭遇到了一次尴尬的失利。在堂妹长馨的安排下，背着母亲，长安和童世舫在饭店里见了面，而且“两下里都有了意”，但这一切都还是在母亲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要想真正结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必不可少的，在三婶的极力劝说下，母亲也开始认可了这门亲事。沉浸在爱情中的幸福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危机的存在，即使面对母亲尖酸刻薄的嘲讽，长安也没有计较，只是在努力地戒烟。这下风筝线可真的是松动了，母亲立即捡起了她惯用的手段，想通过辱骂、造谣等伎俩来毁坏这门亲事，但是“玩偶”却有了自己的主见，仍然一味地“执迷不悟”，母性权威在长安的爱情面前遭受了第一次严重的挫败。在遭受了这次挫败之后，母亲改变了策略，由先前的辱骂、造谣、恐吓等刚性手段，一改而为“怀柔”政策，这下，果然不出所料，这个策略的改变马上带来了阶段性的成果——长安再次屈服了，又一次想起了那个“美丽的、苍凉的手势”，她主动约了童世舫，要求分手。但是这个阶段性成果并没有维持多久，立刻母性权威又迎来了第二次挫败——“无论两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微妙而尴尬，他们认真的做起朋友来了”。事情如果这样发展下去，那只牵扯风筝的线终究会断，玩偶也终会离去，母性权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在这挑战面前，母亲又一次运用自己娴熟的技巧，完美地处理了这次“危机”。她不动声色地将那个可能会剪断自己手中牵线的人——童世舫——请回到了自己那个阴森森的宅子里，并“轻描淡写”地透露了女儿吸食鸦片烟的事情，不动声色地解决了这次危机，彻底断送了女儿的爱情和幸福，母性权威取得了绝对的胜利，最终牢牢地控制住了长安这个“玩偶”，“娜拉”终于没有走成，直到母亲去世，母性权威才得以断绝。
在长安的一生中，母亲对她的影响是占绝对地位的，正是由于母性权威的一次次压制与打击，她一步步地滑向不幸的深渊，成为母亲变态心理的牺牲品，成为一幕人间悲剧。
２．对自身弱势地位的认可。除了母性权威的巨大压制这个外在力量之外，对自身弱势地位的认可直至内化，也是酿成长安悲剧的一个原因。在受到母性权威压制之后，长安不是没有反抗，没有抵制，但这一切的抵制，却常常是以自己的首先退却而结束的。在“退学”和“退婚”两件事情中，在自己的初衷受到母性权威的压制之后，长安想到了反抗，但随之就对自己的反抗作了自我否定，如果说前一次在退学事件中，长安还是一个瘦弱的少女无法完成“弑母”这项壮举的话，那么到后来，在她已经三十岁的时候，还无法走出母性权威的压抑阴影，无法逃离母性权威的控制，却再也不能归罪于生理上的羸弱了。这完全是她心理上的原因——在长期的母性权威的压抑下，她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母性权威的巨大威力，意识到即使自己反抗也不会取得什么理想结果。在母亲呜咽着暗示她应与童世舫分手之后，她首先想到的不是争取自己的自由和幸福，而是意识到横亘在自己自由和幸福之前的巨大鸿沟——母性权威，是无法跨越的。在这种强大的母性权威的笼罩下，她首先缴了械，放弃了，她认可了这种弱势，她没有想到要离开这个阴森森的宅子和那个变态的母亲，去追求自己的自由和幸福，她的！择只是消极地等待和痛苦地忍受。她已经完全被母性权威内化了，这个“玩偶”即使不再牵线，也不可能再挣脱那 “母性权威”之手了，这正是“奴在心者”的巨大悲哀。
诚如一些评论家所言，《金锁记》是一篇“写女人的小说”②，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众多女性形象，除曹七巧这名女主人翁之外，长安也是塑造得非常成功的一个形象，她代表了那类在被传统的母性权威压制下成为变态家长的牺牲品，自身追求自由和幸福却寻不得出路的女性形象，即使撇开曹七巧这个形象不论，单从长安这个无法成为中国的娜拉的“玩偶”形象出发，这篇小说也是无愧于夏志清对它“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③的盛誉的。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周红兵(1979-),安徽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2005级研究生,研究方向:现代文论;王兰燕(1978-),山西人,浙江省绍兴市越秀外国语职业学院涉外管理分院助教｡
① 里蒙•凯南著.叙事虚构作品[M].姚锦清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22-23.
② 傅克斌.扭曲的人性,变态的心理——从张爱玲<金锁记>看曹七巧形象[J].语文学刊.2005.8.126.
③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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