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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乙己》的哲学解读
作者：马玉坤 马 云
叔本华说：“从本质上讲，人是一个野兽，一个残忍恐怖的畜牲。”⑨
鲁迅在《野草》中说：“朋友，你在猜疑我了。是的，你是人！我且去寻野兽和恶鬼……” ⑩
“这一回 ，是自己发昏，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
早在明清之际，科举取士就受到了猛烈的诘责、攻击。“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 {11}说出了当时有识之士的心声。到清朝中叶，袁枚、方苞等人又对科举八股进行了一轮更猛烈的批判。“世之人才败于科举之学，千馀岁矣，而时文则又甚焉。” {12}清初的文学家蒲松龄，最早用小说的形式对科举制度埋没人才和摧残知识分子的身心的罪恶作了深刻的揭露。他在《聊斋志异·司文郎 》中讽刺主考官是“鼻目并盲”，公开批判指责了科举制度的荒谬，给后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清朝中叶，又诞生了全面批判科举制度的文学巨著《儒林外史》。
在封建社会，貌似公平合理的科举考试，其实压根就没有一个科学的操作程序和客观的评估标准；从命题到阅卷都具有很强的主观性、随意性。“八股原是愚笨的产物。一来是考官嫌麻烦——他们的头脑大半是阴沉木做的——甚么代圣贤立言，甚么起承转合，文章气韵，都没有一定的标准，难以捉摸”{13}没有科学性、客观性，就无所谓公正、公平。所以有人戏称科举取士是“择劣机制”也不无道理。就皇帝的本意而言，科举取士也只是愚弄臣民，牢笼志士，英雄彀中的政治把戏。清朝大学士鄂尔泰说得清楚明白：“非不知八股为无用，而用以牢笼志士，驱策人才，其术莫善于此。” {14}到了清代，这种请君入瓮的驱策英才之术，已完全蜕变成公开的阴谋，公正的荒谬。那些“一举成名天下知”的进士、举人也尽是一些不知苏轼为何人的范进。
“读书人，最不齐。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二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的来肩背高低，口角唏嘘，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15}由于制度本身的荒谬，所以科举教育所培育出来的所谓人才也大都是一些人格残缺之流。
在《孔乙己》中，丁举人与“目不识丁”的隐秘暗合，即隐含着对科举荒谬性的巧妙讽刺与反思。其实，它也引发了读者对人生偶然性、荒诞性的深层思考。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人超于群处世难”。孔乙己只会抄书，才不秀，行不高，但最后也遭到了和秀木同样的厄运。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站着喝酒而穿长衫”准确形象地标示出了他在社会坐标中的位置，“唯一”深刻地揭示了他悲惨结局的缘由。
在社会面前，每一位生命个体都包含有极其丰富的个性内涵，都带有“异己”的色彩。个人与社会永远是一对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社会对每一个生命个体都不会是无条件地接纳；但是生命个体最终又都要以群体的形式融入社会。一个人一旦狼行落伍，孤雁离群，脱离开自己应该隶属的社会集团，不用说征服自然，改造社会，就连同类的攻击也招架不住，最后只能成为生无人怜，死无人问的凄惨孤魂！
“不是我忘掉了雅典社会，而是他们忘掉了我”{16}。孔乙己在“咸亨酒店”也想和人交流、沟通，但是人们始终不给他任何陈述、辩白的机会。“孔乙己自己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便只好向孩子说话。”从孔乙己“唯一”的悲惨境遇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了一般社会对生命个体的拒绝与排斥；也深切地感受到了生命个体被抛入社会后的尴尬、迷惘、孤独、无奈！在孔乙己身上，也凝结着作者孤独的人生感受。人生孤独。孤独的人生。
“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
孔乙己的一生充满了旁人的笑声。他在笑声中登台，在笑声中下场，他在旁人的说笑声中走完了自己灰色的人生旅程。在《孔乙己》中，笑声不但凝聚着孔乙己命运遭际的辛酸悲凉，也凝聚着鲁迅对社会人生的深刻思考。
孔乙己悲剧人生的喜剧色彩，其中一部分是根源于他自我定位与实际社会地位的巨大反差。在众人[中，孔乙己只是一个文丐，连是否认识字都值得怀疑。但在孔乙己的自我感觉中，自己始终是圣贤一族，要高出平头百姓一等。所以尽管长衫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但仍固执地不肯脱去，因为那是读书人的象征，是区别于短衣帮的标志，是谋求大富大贵的希望。所以，当有人问他：“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么？”的时候，“孔乙己看着他的人，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流露出灵魂深处对劳动者的鄙视，和作为读书人的自豪。
“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在封建社会，皇帝是舆论导向的制定者，文人是舆论的制造者，他们在舆论宣传中往往把一些好听的话语分留给自己享用。文人做贼是“雅贼”。窃书，也因为是读书人的事，所以也不能算偷。说白了，读书人的偷窃比平头百姓也要金贵一等！这近似于荒谬的自我优越，不过是孔乙己自己心造的幻影，所引起的自然是满堂的笑声！
其实孔乙己自视优越决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重视文化的民族。在战国时期，思想文化就呈现出空前的繁荣。那时列国之间的竞争除政治、经济、军事竞争之外，也包括文化上的竞争，人才上的竞争。西汉初期，文人以察举的形式开始大规模参与政权，儒学也呈现出政治化的趋势，从那时起，读书人就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尊崇。西汉晚期，有一句名言“黄金满箧，不如遗子一经”。科举制度诞生以后，“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法定人生程序，社会对读书人也更是另[高看。钱穆说：“自宋以下，中国社会永远平等，再没有别一种新贵族之形成。最受全国各级社会尊视的，便是那辈应科举的读书人。”{17}在这样一个非常重视文化的民族中，在科举文化的背景下，在“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喧嚣与炒作中，中国文人一方面怀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壮志，抱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胸襟，另一方面，也很容易掉在自我清高，自我欣赏的陷阱中，从而使自我的人生价值定位超出自己的实际运作能力，进而酿成了个体的、群体的许许多多的悲剧。其实，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大大小小的文化冤狱，不能说与中国文人的这种不太客观的自我定位没有关联。
孔乙己不能算是中国旧文人的代表，但他却凸现了旧文人的一些致命的性格弱点。其实，在人类社会中，人人都生活在一种错觉之中。看古思今，可悲、可笑的岂止孔乙己一人？
“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
好人为多数人造福，坏人为少数人谋利；而孔乙己所能照顾的范围只能是他自己。孔乙己虽然有文化，说起话来连掌柜也听不懂。但事实却是：他的社会价值仅仅只是人们生活中的一杯解忧解愁的免费饮料，是一个仅能与十九个大钱等值的符号。这种个体游离于社会之外的悲凉，这种有他不多无他不少的悲凉，乃是人间的真正悲凉！
五四时期，在鲁迅、庐隐、郁达夫、王鲁彦等人笔下诞生了一大批狂与死的人物，这些人物狂与死的悲剧不是生老病死的普遍现象，而是五四时期历史与文学的特殊现象，通过各种形式狂与死的悲剧，作者提出对中国文化的反思，对旧传统的攻击，对理想、未来的展望。其中鲁迅对旧文化的批判犹如子胥鞭尸，惊悚时人也感动着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