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沉重命题的诗性叙述

作者:陈国和




  当我们将《丁庄梦》放入更为宏阔的文学视野中,放在正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所谓“底层写作”的文化景象之中来看时,它的出版就更显得及时且让人惊喜了。晚来的《丁庄梦》自然有缺点,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它诚恳的态度与厚重的品质是弥足珍贵的。《丁庄梦》并没有成为昙花一现的宣传纪实式的官样文章,也没有因个人的私利而妄图与现实共谋并分一杯羹。长远来看,这部作品艾滋病的噱头会越来越淡,作品本身的纯粹性将会更加凸现。而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艺术效果就在于作者主题把握上的独到。
  
  二
  
  关于《丁庄梦》的主题,作者倒是没有遮遮掩掩,他明白无误地说这部小说是“写一群人面临死亡时表现出来的人性内容和情感历程。在死亡面前,这些病人灵魂深处的美是超常的,丑也是我们感受不到的。我的这本小说基本把这种生活方式的差异表达出来了”。“艾滋病是一种肉体的病,是我们能够看到的,但我们心灵深处的病是人们很难感受到的。我希望通过艾滋病呈现出人们心灵的病,这种病不仅艾滋病人有,而且每个正常人都有,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难看到的。”艾滋病为我们提供了灵魂观照的镜像,在这指向死亡的疾病镜像中,人性之善,之恶,之美,之丑纤毫毕现地呈现在了我们面前。
  《丁庄梦》的故事其实很简单。这是一个有关瘟疫的故事。瘟疫(plague)源自拉丁文plaga,意思是打击、受伤,但它长期隐含着“天惩”之意,被看作是上天对个人过失、祖先犯罪、部落集体罪责的惩罚。在《丁庄梦》中这个“瘟疫”的故事是由“我”来叙述的。“我”是丁庄最大血头丁辉的儿子,十二岁那年被人用毒番茄毒死了。小说借助死者的口吻来叙述故事也许就已预示着这个故事本身的苦难特征。小说真正的主人公有三个:“我”的爷爷丁水阳、“我”的父亲丁辉和“我”的叔叔丁亮。作者没有正面叙述人类与“热病”(艾滋病)的交锋,在小说中艾滋病只是人们各种活动的背景。围绕卖血以及艾滋病在丁庄所引起的种种是是非非才是小说所叙述的重点,重要的不是肉体的病,而是心灵的病。人性中美与丑的纠结、善与恶的交错使人不得不感叹人性的复杂。
  身份尴尬的爷爷丁水阳在教育局领导高局长的软性威逼下,不得不动员村民放下思想包袱,走上卖血“致富”的所谓现代化道路。而他的儿子丁辉则最早创立了“丁庄血站”。卖血发财后的村民都到新街去盖楼了,因不愿意组织村民卖血而被撤职的村长也加入了自己当初不齿的卖血行列。可是由于卫生条件的缺乏以及对生命的蔑视等其他方面的原因,卖过血的人都染上了艾滋病。“丁庄是出了天大的事情,不到八百口的人,不足二百户人家的小庄子,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竟死了四十几口人。算下来,在过去的年月间,丁庄每隔十天半月都会死掉一个人,每月大约要死三个人。”“死个人像死条狗,就像死了一只蚂蚁。”“树叶一落人就不在了,灯一灭人就下了世。”爷爷因为自己曾经“替政府组织大家都到蔡县去参观,大家才开始卖了血,也才开始卖出了今天的病”。也因“全庄的热病都是因为老大(丁辉)采血染上的”,所以内心充满了原罪感,因此他将所有患热病的村民集中在学校以免感染其他人。在这个富有乌托邦色彩的城堡中人们上]了各种爱恨情仇的人性悲喜剧。丁水阳在这里也许是以人性良知的身份出现的。小说中他内心深处一直被原罪感煎熬着。这些或许从小说的开篇引用《旧约·创世纪》中“酒政的梦”“膳长的梦”和“法老的梦”三个故事中可看出端倪。正是这种原罪意识才使得他在利令智昏的世人如丁辉、贾根柱和丁跃进等面前束手无策,最后也是这种意识导致他亲手杀死自己的儿子以求村民的宽恕。但这种原罪感我们实在是无法将其上升到人类的高度。他以及马香林等只是卑微者的一种良心存在,作者就是要想在那些被各种欲望扭曲了的灵魂面前凸现一种善良,一种人性之善。然而缺少分辨力的善良也只能是被各种欲望所强奸,最后不得不结束自己苦痛的血肉之躯。
  “我”的父亲丁辉作为丁庄艾滋病制造者的血头,起初在民间胡乱采血,事后又盗卖政府的救济资源,最后“配阴亲”肆无忌惮地赚死人钱财,这些他都是借助了体制权力资源,与政府共谋来完成的。同时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他都得到了村民们发自内心的感谢。国家权威话语往往借助小康富裕的现代化诉求曲解民间的意愿或者漠视村民们的合理要求。这也许是作者要表现出的事情的复杂性与荒谬性。同样的蚁辈还有偷米偷钱偷公章,争权争树争木料如贾根柱、丁跃进等。善良但有着农民劣根性的底层人民被捆绑在这架风驰电掣的现代化战车上迷失了自己的方向。是愚昧吗?不是,是被各种欲望炙烤着的村民已经失去了基本的判断力。他们为了各自的私欲,为了满足各自的欲望往死里活。
  同样往死里活的还有丁亮和杨玲玲,但不同的是他们同时也往死里爱。两人都因卖血而感染了艾滋病。后来在全村艾滋病人集中在学校生活时,他们同病相怜,因怜生爱,因爱生欲。先是在一起偷情,被人抓住现行后,两人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不顾一切决定先各自离婚,然后光明正大地结婚,死了也互相做个伴。如果说他们起初的偷情还只是追求一种心灵的安慰,后来的结婚却已不仅仅是出于对各自周围歧视的反抗,而是基于真正的爱情。是爱情使他们获得了抵抗家人歧视的力量,是爱情给了他们彼此在疾病和死亡面前坦然面对的勇气。从此,别人与他们远离,疾病与他们远离,死亡也暂时与他们远离,世界就只剩下了他们两个。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爱情不是为了指向生的,而是指向死的,因为他们都明知自己得的是绝症,死神如影相随。“要是咱俩一道死,我这辈子就算没有白白和你睡到一张床上了。”是的,只要能够在一起就够了,死也罢活也罢,其他再也没有什么值得牵挂的了,这是多么崇高的爱情境界!即使健康人也望尘莫及!小说里有一个细节每每想起就令人激动不已,领结婚证的那天,丁亮发烧,睡不着觉。寒冷的夜晚,赤条条的玲玲站在月亮底下,往自己的身上浇凉水。凉透了就跑进屋将发病燥热的丁亮紧紧抱着。这样反复六次,直到丁亮睡着为止。第二天杨玲玲热病上来,烧死了。苏醒过来后的丁亮也殉情而死。在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两个有着乱伦冲动的青年男女]绎了一曲现代版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我们能不承认这是伟大的爱情吗?这是人在临死前的一次爱的率性释放。他俩在一起亲热时彼此有一个特殊的称呼方式:一个称对方为爹,一个称对方为娘。与《坚硬如水》中高爱军和夏红梅亲热时靠乱伦称呼的犯禁冲动来诱发生理激情不同,这种完全颠倒了正常社会伦理秩序的话语此时此刻不但不显得淫乱与荒唐,而且使情感的热度上升到了沸点,使人不得不承认爱的崇高与伟大。
  往死里活也好,往死里爱也好,在这非常的背景下上]的各种故事为读者]绎了人性的良善与卑劣,世事的复杂与荒诞。其实,在这里病只是一种隐喻,一种修辞。病既是指有形的艾滋病,也是指人们心理的疾病。人们在无处可逃的死亡面前表现出了人性最底层最原始的一面。
  
  三
  
   当我们为作品主题的人性而叫好时,也不免心存疑虑,如此沉重的主题怎样才能更加有效地驾驭?“写什么是一个问题,怎么写又是一个问题。”鲁迅的这句话是《丁庄梦》这部中国第一部艾滋病题材的长篇小说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小说说到底是语言的艺术。作家的创作风格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个人的言语风格。阎连科说“语言本身是一种结构,是一种文体,不再仅仅是表达故事、情节的文字”,“语言可能永远不是小说的内容,只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表达思维的手段。”⑧创造性地运用语言是阎连科一贯的艺术追求,而到了《丁庄梦》,诗化的语言成为了作者的最爱,为读者营造了一个意蕴悠长的语言世界,给底色凄冷的作品涂抹上了一缕似是而非的温暖的泡沫色彩。“一天的秋末,黄昏的秋末。黄昏里的落日,在豫东的平原上,因着黄昏,它就血成一团,漫天漫地红着。铺红着,就有了秋天的黄昏。秋天深了,寒也浓了。因着那寒,村街庄头,也就绝了行人。”“庄里的静,浓烈的静,绝了声息。丁庄活着,和死了一样。因为绝静,因为秋深,因为黄昏,村落萎了,人也萎了。萎缩着,日子也很着枯干,像埋在地里的尸。”作者开篇就用一唱三叹的语调引出“艾滋病”这个沉重的话题,从而为全篇奠定了一个诗意的基调,低缓、复沓的叙述以及与此相对的短句的使用,在抒情的语调里稀释了严肃的话题给人带来的压抑与沉重感。阎连科自己也说“我必须让读者在我小说中有喘息的可能和机会,如有意让紧张的故事松疏一点,我采取了散文化的写作;如通过语言的诗化来调节情节的残酷;如通过用梦境这种方式来结构和叙述故事来缓解阅读可能给人造成的窒息的感觉等等。”这种诗化的舒缓的叙述与沉重的压抑的艾滋病命题联系在一起,本身就蕴涵着巨大的艺术张力。这种举重若轻、轻描淡写的叙述将人类面临灾难时的无奈与追求表达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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