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宗璞小说中的女性生存困境
作者：陈红旗
宗璞笔下的女主人公少有走出“家”者，这直接导致了她们视界和生活空间的狭窄，而家的残缺更加明确了这一悲剧内涵。慕容乐琚的独身与局限于家的安全意识仍然难逃艺术之梦被剥离的悲哀，再如黎倩兮（《心祭》）的爱情悲剧，韦弥的爱国悲剧，江玫的生活悲剧，虽然有其社会、政治、制度、文化等多方面的外因，但最根本的却是“家国”体制下国民劣根性的内因。纵观女性的生存历史，她们在生存空间上历来狭小，其活动很难超越“家”的范围，于是，女性的悲剧在家里上]了几千年，单调而惨烈。封建社会被推翻后，女性的境遇好了许多，但历史的惯性与人的惰性、奴性仍将许多罪恶的观念遗留下来，继续毒害、压迫着女性，所以，在宗璞的小说中，菩提虽有灵性却无处施放，柳清漪虽有才华却遭遇重重。女性地位的改变是在“五四”以后逐渐明朗化的。从此，女性大力突破“家”的樊篱，走向社会。女性刚呼吸到新鲜空气时曾异常兴奋，但这种情况并未延续多久。由于长期重负减轻后的失衡和社会理想破灭后的失落，女性显得无所适从，她们走进了—个心理不平衡——平衡——不平衡的怪圈。在《红豆》中，江玫父亲惨死后，母亲的过早白发、江玫本人爱情破产前的艰难抉择都折射出了女性尤其是知识分子女性走出“家”后的困惑：“生活就像那粉红色的夹竹桃一样与世隔绝。”江玫号称“小鸟儿”，但她一点儿也不如鸟儿自由，国家的内忧外患殃及至她，消减了她童年本该有的快乐，成年后抛弃其爱情虽坚决却难免痛苦，而“文革”带来的精神戕害更难以消除。同样，其他女性走向社会也均以悲惨的结局而告终：韦弥被迫害至疯，人性被异化与兽化；菩提的生命朝不保夕；米莲予的艺术才能被压抑直至被抛弃，这些女性虽然因最后有所得而被补偿，但其苦难历程和悲惨遭遇却令人不寒而栗。可见，女性走出“家”后因男权社会的压迫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同时，如果女性仍囿于“家”，把社会留给男人，并不表明女性可以免受伤害，情况反而会更糟，女性几千年来的受难史表明了这一点。
历史的局限使女性！择了“在家”的生存方式，结果女性以牺牲社会自由为代价换来的是无尽的痛苦，这不能不说是女性！择方式上的浅薄之处。宗璞笔下的女性显然要高明得多，但她们的抉择是艰难的：是追求形而上的精神生活，还是臣服于形而下的平庸与诱惑？前者意味着遭遇荆棘、伤痛、厄运，但收获的是灵魂的净化和精神的自由；后者意味着价值观念的世俗化，享受世俗的快乐，但得到的是平庸、拘囿、精神颓废乃至道德沦丧。结果，菩提、江玫、米莲予、慕容乐琚、韦弥！择了前者，施庆平等人！择了后者。为了有意义地活着，菩提等人付出了被误解、异化、性格扭曲甚至死亡的代价，而正是这种面对恶势力绝不低头的勇气和毅力形成了一种浩然正气，维持、推动着社会向公平、正义的方向前进。不过，！择正义之路固然高尚，但新生活的获得并不能完全补偿个体被群体淹没的代价，这时掩盖红豆的十字架便凸现出来，它说明宗璞看到女性无论怎样！择都是作为受难者的形象出现的，因为即使！择形而下的生活方式也不是女性自主的精神！择，这就使得女性的！择充满了悲剧色彩，施庆平就是一个例子。
对女性的偏见和排斥心理是封建社会中的常见现象，这种偏见和排斥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有被认同或沿承的可能性，尤其是对女性知识分子而言。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她们不再轻易服从现实的秩序与规则，她们的知识理性、个性思想和女性意识使她们成为现实社会中的“异类”，其存在构成了对庸俗、非理性、愚昧的讽刺，因此她们必然遭受被迫害的命运。这种状况使新生活中的女性心里布满了疑问。慕容乐琚“终生与大提琴为伴”，她是一个以艺术为生命的人，但她只能表]给自己看，艺术不被证实的原因令她百思不得其解；菩提的稿件被焚烧令她痛苦而困惑；梁遐（《弦上的梦》）成为孤儿，以嘲讽戏对人间；韦弥的天问：“我是谁？”更显凄凉。女性发现一个大阴谋向她们袭来，男人、亲戚、朋友、路人甚至女人自己都成为阴谋的组织者与参与者，她们生活的那个时代真的疯了吗？作为一个真实意义上的女性知识分子，她们后来会嘲笑那个时代，因为那个时代使女性被嘲弄，但更具讽刺意味的是，面对病入膏肓的社会，真正的拯救者正是千百年来不断受难的女性。在宗璞看来，母亲创造了人类的生命，她绝不会坐视其子女的溃灭，母爱将再次托起生命的朝阳。至此，宗璞完成了对女性形象的真正建构，她们将继续受难并肩起拯救人类的重任。
宗璞笔下的女性生存世界经常是残缺不全的，其原因一方面来自理性神话的破产、社会秩序的混乱，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女性自身的柔弱和劣根性集成后的自我消解。《三生石》中菩提的爱情、幸福与集体、疾病形成尖锐对立；《核桃树的悲剧》中母亲养病与被骚扰构成了对核桃树意义的最终消解；《熊掌》中母亲吃熊掌的欲望被自身缺席的遗憾所讽喻；《米家山水》中米莲予诗意气韵的灵动因心脏病的存在而黯然神伤。宗璞在小说中将女性设定为体弱多病绝非偶然，她看到的一切使她笔下的女主人公无法健康地生活，夫妻反目成仇、亲人缺席或被害、儿女的背叛与苦难，所有这些怎么能让女性幸福地生活呢？与此同时，对社会罪恶的批判并没有遮蔽掉宗璞对女性自身弱点的体察，这使她对人性的探索更深了一步。在这里，宗璞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审视着女性的存在，她看到了传统社会中女性因嫉妒、盲从、恶毒、欲望膨胀等国民劣根性对他人乃至自身所造成的伤害，如崔力、施庆平等人；“旁观者清”，她同样以局外人的视角探寻着“文革”中女性悲剧的根源，而其看法要比当局者的回忆深切得多。
毫无疑问，宗璞将特定时期里的女性生存悲剧显示出来并不是其小说的最终目的，她认为女性应该追求男女平等、自由，追求天性，建构一个适合女性生存发展的现代时空，实现自我发展的目标，但这绝不意味着两性上的互相排斥，因为社会的进步需要在两性合理分工协作的基础上进行，所以她的小说结尾虽因流于理想化而容易给人以浅显的感觉，但这亮色毕竟在当下扩散开来，这也算是社会对她苦心经营的一种回报吧！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陈红旗（１９７４－），吉林双辽人，广东嘉应学院中文系校聘副教授，吉林大学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