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杨维桢矛盾统一的文学观
作者：魏红梅
摘要：杨维桢的文学观看似有着复古与创新，教化与性情之间的矛盾冲突，实则它们是为了诗歌的除弊革新而统一在一起的。
杨维桢文艺理论中的矛盾性突出表现为两对矛盾，即复古与创新，教化与性情。他们看似矛盾，实则统一。
第一，复古及创新的矛盾与统一。
杨维桢的诗歌创作及理论明显具有形式上的复古性特征。他流传后世的诗作主要是古乐府，他的诗集或者是《铁崖先生古乐府》，或者是《铁崖先生复古诗集》，而他的律诗则流传很少。杨维桢的《吴君见心墓志铭》回忆他教吴复学诗时，他叫吴复：“姑歇汝哦事，静读古风、雅、骚及古乐府。”①他的学生章琬在《辑铁崖先生复古诗集序》中说杨维桢“生于季世，而欲为诗于古，度越齐梁，追踪汉魏，而上薄乎骚雅，是秉正色于红紫之中，奏《韶濩》于郑卫之际，不其难矣哉！此先生之作，所以为复古，而非一时流辈之所能班”。杨维桢甚至说：“律诗不古，不作可也。” ②可见杨维桢要求诗歌复古非常坚决。
但顾嗣立在《元诗选》中纵论元诗时是这样提到杨维桢的：“至正改元，人才辈出，标新立异，则廉夫为之雄，而元诗之变极矣” ③，这里的“标新立异”，显然指杨维桢的创新性。四库馆臣对杨维桢的评价也一直被认为是客观的：“维桢以横绝一世之才，乘其弊而力矫之，根柢于青莲、昌谷，纵横排癓，自辟町畦。其高者或突过古人，其下者多堕入魔趣”，“特其才务驰骋，意务新异”，这里的“自辟町畦”、“意务新异”也是指杨维桢的创新性。
杨维桢的复古和创新其实是统一的，他的复古是为了创新。“意务新异”确实入木三分：细品杨维桢的诗作，就觉得杨维桢似乎只要写诗就要写得跟别人不一样，他虽说“律诗不古，不作可也”，实际上他的律诗写得也很好，但再好也好不过唐人去，于是就不愿写（要写就写拗律）；而古乐府虽然自汉以后“辗转日增，体裁百出。大抵奇矫始于鲍照，变化极于李白，幽艳奇诡，别出蹊径，歧于李贺”④，但其句式、篇章的随意性仍然可以使杨维桢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对它进行革新。他的老朋友张雨在《铁崖先生古乐府叙》中说：
今代善用吴才老韵书，以古语驾御之，李季和、杨廉夫遂称作者。廉夫又纵横其间，上法汉魏而出入于少陵、二李之间，故其所作古乐府辞，隐然有旷世金石声，人之望而畏者。又时出龙鬼蛇神以眩荡一世之耳目，斯亦奇矣。⑤
确实，杨维桢向所有的前辈作家学习，其乐府诗有李贺的瑰丽怪诞却无李贺的幽冷，加上李白式笔力的雄健及奇特浪漫的想象，又多用古韵增加了陌生感，于是他的古乐府遂焕然一新，独成一家。所以杨维桢推重古乐府，虽曰复古，实则创新。后来虽然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批评杨维桢的古乐府有“老苍癓兀，取道少陵，未见脱换之工；窈眇娟丽，希风长吉，未免刻画之诮”的弊病，但这正是杨维桢“意务新异”的结果，所谓矫枉过正，诚所难免，不如此，怎能成为一代文坛盟主，几乎凭一己之力一改元诗之弊？而高启、张羽、杨基、贝琼、袁凯等人的诗歌创作正是在借鉴了杨维桢创作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才形成了明初诗歌创作的繁荣，他们都是在杨维桢诗歌的熏陶下长大的（这里的后三个诗人直接就是杨维桢的学生）。
杨维桢诗歌复古与创新的矛盾统一并不仅仅表现在对这些杂言体古乐府的改造中，七言四句及五言四句的诗体在他手中也给人旧貌换新颜的感觉。他把七言四句体的巴蜀竹枝歌嫁接到西湖，写了《西湖竹枝歌》，还写了《海乡竹枝歌》、《吴下竹枝歌》等作品。五言四句的民歌也是他所擅长的，杨维桢写有《吴子夜四时歌》、《小临海曲》、《桂水五千里》、《采莲曲》等，这类诗歌则是从江南民歌中脱胎而来。这些诗歌虽然有些也合乎平仄，但要求并不严格。它们的语言大多通俗易懂，内容也都生活化，显然，它们也是杨维桢用来革新元代诗风的工具。
由此可见，杨维桢诗歌的复古性及创新性看似矛盾，但二者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复古和创新都是为了改变元代中期诗歌平正圆熟的诗风。
第二，教化美刺论与性情论的矛盾统一。
杨维桢诗歌的社会教化论非常明显，但研究者却往往把它忽略了。杨维桢在《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中说：“曰忠曰孝，亦可以敦励薄俗”，尽管他在这里指的是朱桂英的演史，但这一理论也适用于他自己的诗歌。杨维桢不仅在一些妇女诗的序中提到了“规诫之义”之类的文字，而且在一些反映人民疾苦的诗歌中直接声明他的写作目的是为了能叫统治者看到这些诗歌，从而达到讽谏的目的，例如他说《海乡竹枝歌》“非敢以继风人之鼓吹，於以达亭民之疾苦也” ⑥，在《卖盐妇》的后四句则是：“君不见绣衣使者浙河东，采诗正欲观民风。莫弃吾依卖盐妇，归朝先奏明光宫。”有些诗歌是为了给人们树立一个学习的榜样，这对改良社会风气也是很有作用的，例如《女贞木》、《强氏母》、《孔节妇》、《刘节妇》就是这样的诗歌，《刘节妇》的结尾句为：“我歌为继柏舟诗，门户他年耀旌节”，就明确了这首诗树立榜样的意图。除了这种节妇类的榜样外，杨维桢还为那些勤于政事或为国死节的官员们大唱赞歌，例如《李铁枪》、《铁骨打》、《房将军歌》等，其中《房将军歌》的序中就认为房居仁“实可美也”，褒美之情溢于言表。有正面榜样就有反面典型，例如《淇寡妇》、《盲老公》、《铜将军》等，其中《盲老公》的序中说是“刺拜住哥台长”，《铜将军》序中也说明是“刺伪相张士信”。其实，杨维桢之所以自觉地选择古乐府这一诗体作为自己对诗歌进行革新的工具，就是看重了古乐府所特有的反映现实有益教化的功能，张雨在《铁崖先生古乐府叙》中表达的“《三百篇》而下，不失比兴之旨，惟古乐府为近”的观点，实际上就是杨维桢的观点。对杨维桢来说，继承了古乐府的精神，也就继承了《诗经》的精神，那么《诗经》的精神又是如何呢？杨维桢的《诗史宗要序》对此有明确的论述：“诗之教尚矣，虞廷载赓，君臣之道合；五子有作，兄弟之义章。《关雎》首夫妇之匹，《小弁》全父子之恩，诗之教也遂散于乡人，采于国史，而被诸歌乐，所以养人心、厚天伦，移风易俗之具，实在于是。”可见，杨维桢对《诗经》的肯定主要是对《诗经》社会教化功能的认可。
杨维桢也确实非常明确地主张“诗本情性”。他的《两浙作者序》回忆自己刚考中进士时，有人“数闽诗人凡若干辈，而深诋余两浙无诗”，他就很生气地反驳：“言何诞也！诗出性情，岂闽有性情，浙皆木石肺肝乎？”后来他在《剡韶诗序》中说：“诗本情性，有性此有情，有情此有诗也”；在《李仲虞诗序》中也有“诗者，人之情性也，人各有情性，则人各有诗也”的言论。杨维桢的许多诗歌确实是性情之作，他的作品从各个方面表现了他的精神世界：有“男女欲不绝，黄白术不休”的表白，有“天子不能子，王公不能俦”（《大人词》）的高傲，有“五十狂夫心尚孩，不容俗物相填癕”（《湖州作》之二）的天真，有“铁仙自是酒中仙，一饮一斗诗百篇” ⑦的豪迈，有“手持女娲百炼笛，笛中吹破天地心。天地心，何高深！八千岁，无知音”的神奇与寂寞，当然也有“美人兮美人，吹玉笛，弹红桑，为我再进黄金觞”（《城西美人歌》）的享乐，等等。
杨维桢的诗歌教化论和诗本情性论在他自己看来也是一体的。杨维桢《剡韶诗序》认为“上而言之，雅诗情纯，风诗情杂；下而言之，屈诗情骚，陶诗情靖，李诗情逸，杜诗情厚” ，显然，在杨维桢眼中，《诗经》虽然是诗教的典范，但也是“诗本情性”的楷模。杨维桢主张复古，但他的复古不是表面的模拟，而是学习古人的“尚己”精神，他在《吴复诗录序》中说：“古者人有士君子之行，其学之成也尚己。故其出言如山出云，水出文，草木出华实也。后之人执笔呻吟，模朱拟白以为诗，尚为有诗也哉？故模拟愈逼而去古愈远”；他的《赵氏诗录序》认为“诗之情性神气，古今无间也，得古之情性神气，则古之诗在也” ，写诗只要写出自己的真性情，就学得了古诗的真谛，所以杨维桢的诗论具有明显的师心自用、自我作古的特点。但杨维桢所说的情性并不仅仅限于个人的性情，他的《齐稿序》说“诗之厚者，不忘本也，先民情性之正，异乎今之诗人”，又说“《三百篇》本性情，一止于礼义”⑧，可见性情和儒家的礼义在他这里是一体的。如果我们分析一下他对“求诗者，类求端序于声病之末，而本诸三纲，达之五常者，遂弃弗寻”的批评，就可以知道这里的“求端序于声病之末”指的是“模朱拟白”，也就是对诗歌形式的模拟；而“三纲”“五常”则是内容上的追求，由此可见三纲五常在杨维桢心目中的地位。所以在杨维桢看来，写自己性情的诗作虽符合古人“尚己”的精神，但歌颂贞节忠烈的诗篇也是不可缺少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杨维桢的文学观虽看似有复古与创新、教化与性情的矛盾，实际上这四方面是统一的，这个统一点就是除弊求新。胡应麟批评杨维桢之前的元诗说：“宋近体人以代殊，格以人创，巨细粗精，千歧万轨。元则不然，体制音响，大都如一。其词太绮缛而乏老苍，其调过匀整而寡变幻。”⑨杨维桢就是尝试用各种手段来改变这些弊端，他的妇女诗正是他进行革新的一个重要手段。他的《曹氏雪斋弦歌集序》说：“予闻诗《三百篇》，或出于妇人女子之作，其词皆可被于弦歌，圣笔录而为经，律诸后世老于文学者，有所不及”，由此可见他对妇女诗的肯定。杨维桢写了大量的民歌体作品，例如《西湖竹枝歌》、《吴下竹枝歌》、《海乡竹枝歌》、《吴子夜四时歌》、《采莲曲》、《商妇词》等。这些以妇女口吻写出来的诗歌迥异于士大夫们的应酬之作，民歌体所特有的清新自然恰好可以冲击诗坛上流行的绮缛匀整。他把艳体诗也进行了改造：以“曲子语约束入诗”，对艳体诗在形式上进行了改革；以戏曲故事入诗，使诗歌成为戏曲故事的载体。他的艳体诗争议之大，正证明了他对这种诗体的改造之大；他的艳体诗不胫而走，正是他的艳体诗改造成功的凭证。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魏红梅：（1971－ ）熏山东诸城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山东潍坊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元代文学。
①杨维桢，《东维子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本文所引作品若未注明均出自此。
②释安，《铁崖先生拗律序》，《东维子集》卷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顾嗣立，《元诗选》初集，第1975页，中华书局，1987年。
④杨维桢，《铁崖古乐府·乐府补》卷前《提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铁崖古乐府》卷前张雨序，四部丛刊本。
⑥孙小力，《杨维桢年谱》第7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⑦杨维桢，《铁崖先生诗集》辛集《醉歌行》，《杨维桢与元末明初文学思潮》第242页引文。
⑧杨维桢，《杨维桢集全录》卷4《玉笥集叙》，《杨维桢与元末明初文学思潮》第66页引文。
⑨胡应麟，《诗薮》外编卷6，第2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