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莺莺传》男性意识再探
作者：窦春蕾
小说中写到张生与友人“朋从游宴，扰杂其间，他人皆汹汹拳拳，若将不及”[11]的游乐场面，“张生游于蒲”、“数月，复游于蒲”[12]的漫游经历，对莺莺“一见钟情”后大胆示意，窬墙私会的行为，以及莺莺自荐枕席，“朝隐而出，暮隐而入，同安于曩所谓西厢者，几一月矣”[13]的举动，等等，无不涂抹上唐代社会两性关系的浓彩重墨。在张生漫游寻欢，与莺莺遇合的背后，张扬的正是唐代社会男性追求声色享乐、纵情任性，以及男女交往相对自由的社会意识。既然男性热衷于这种“君子有援琴之挑”的风雅之事，那么，佳人只有“无投梭之拒”，方可玉成好事。况且，“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机遇，不知是天下多少女性梦寐以求的呢！因此，正是出于唐代男性的文化娱乐生活需求，唐人的社会意识才会对女性“格外开恩”、“宽容”，如莺莺的行为始终未受到母亲的干涉，有着较大的自由度；莺莺失身于张生之后，最终嫁给了别的男性，且并未遭到离弃或歧视。而这种相对宽松的社会观念与风气，恐怕也是莺莺有勇气与张生私会的一个心理动因吧。
然而，唐代社会毕竟是建立在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基础上的父权社会，男尊女卑的思想意识始终是它维系社会统治秩序的一个重要手段，尽管女性地位有所提升，但相对于男性却仍旧十分卑微。男性的社会意识依然主宰着一切，在两性关系中尤其如此。不言而喻，男性的天地异常广阔，功名事业往往是他们最重要的人生追求，婚姻家庭常常成为他们“进取功名”的“垫脚石”、“铺路砖”，以及上祀宗庙，下续香火的“工具”。至于不被社会伦理接纳的婚外情，则更是游离于男性的主流生活之外，充其量只是其人生餐桌上的一道“开胃小菜”或“饭后甜点”。因此，崔张之间的遇合，从一开始便注定了只能以离弃收场的结局。尽管张生曾一度迷惑于莺莺的惊人之美，自称“数日来，行忘止，食忘饱，恐不能逾旦暮”[14]，但他还是在与莺莺欢会不久，即为科举功名而“将之长安……遂西下”[15]，后虽归来，“会于崔氏者又累月”[16]，然不久，便“俄以文调及期，又当西去”[17]，最终，“文战不胜，张遂止于京”[18]，彻底断绝了与莺莺的关系。可见，张生在人生的大方向上始终是理性的，明确的，他绝不会因为和莺莺的私情而影响自己的远大前程。自然，在不妨碍科举功名的前提下，邂逅一段可以随时结束的“激情”，并且不必担负任何责任，还可向同伴炫耀，这对于张生来说，又何乐而不为呢！只是苦了莺莺，以为自己遭遇的是人生梦寐以求的真情，谁知竟落到空余一腔缠绵，忧愤羞惭无由诉说的境地。
此外，男尊女卑的社会意识，还使得女性长期被视为服务于男性的“特殊商品”，从而贴上了属于某个男性私有的标签，同男性所拥有的其他社会财富一样标示着他的社会地位和能力。因此，“如何比其他身份相当的男人更多地占有女性；如何在法度之外更多地占有女性，这是一些走火入魔的男性执着追求的目标，也是最容易激起男性征服感、自豪感的一种选择。”[19]同时，他们又会千方百计地防范别的男人对自己妻妾的“非法”占有，因为这关系到家族和自己的血脉纯正及荣誉尊严。张生虽未走火入魔，但能在婚姻之外“偷香窃玉”，染指属于其他男人的“商品”，未尝不是能够给他带来巨大满足感的事情。而莺莺对于男性的诱人魅力和自荐枕席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张生难于放心的将之婚聘为妻，他们之间由遇合而离弃，就成为必然的过程。因此，在一切以男性意志为出发点的社会里，女性无论如何，都是男性利益的牺牲品。
值得庆幸的是，人类终于走出两性关系长期扭曲的文化沼泽，在文明曙光的映照下，不断清理修缮着曾被父权社会强暴得凌乱不堪的文化意识。虽然在新的形势下，关于男女两性的性别意识以及两性关系的研究认识还有许多困惑与困难，但通过对父权文化下性别意识的探讨和两性关系的研究，不断解析其精神意识毒素，从而还原并构建一个健康和谐的两性天地，无疑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窦春蕾，陕西教育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①⑤[19]孙绍先．英雄之死与美人迟暮[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②③④⑥[11][12][13][14][15][16][17][18]元稹．莺莺传[Ａ]．中国古代小说专题[Ｃ]．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⑦蒙田．散文集（卷二）[Ａ]．西方思想宝库[Ｃ]．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８８．
⑧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⑨谢思炜．隋唐气象[Ｍ]．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⑩段塔丽．唐代妇女地位研究[Ｍ]．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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