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解读苏童小说中的“父亲”形象
作者：王 昕
摘要：对“父亲”形象重新进行审视和思考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主题，苏童作为“先锋派”文学的代表作家，他以“先锋”的叛逆精神重构了父亲的寓言，在他笔下，“父亲”成了强权意志的象征、人性堕落的化身和生命残缺的预示。
“父亲”这一角色有着多重的内涵和指向。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父亲”以男性的优势成为宗法家庭的家长， 同时也具备了威权、规范、力量、英武等超血缘的意义，因此传统文学中的“父亲”保持着不可侵犯的姿态和神话般英雄的光辉。在异质文化的强烈冲击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开始对“父亲”形象重新进行审视和思考，“审父”成了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八十年代以来“先锋派”作家更是大胆地将“审父”演化为 “弑父”或“渎父”，在他们的笔下，“父亲”遭到义无返顾的拒绝和无以复加的亵渎。苏童作为“先锋派”文学的代表作家，当他的同路人如余华早期对强权的“父亲”“妖魔化”处理从而彻底颠覆时①，他也不甘示弱地把“父亲”拉下圣坛，既狂热地渲染他们的丑陋堕落，又冷漠地把众多的臭帽子扣在他们头上，在苏童笔下，“父亲”与其说是鲜活的人物形象，倒不如说是承载着作品寓言意义需要破译的象征符号。
一、强权意志的象征
中国传统的父权制沿袭着“君臣父子”等级分明的伦理原则和法律模式，在家庭权力结构中历来强调长者的权威，父亲享有“父权”或“父亲身份的权利”，儿子生来就隶属于他们的父母，是臣服于父亲的弱势群体。因此在强大的父权制话语体系下，父亲们兼任着统治者、启蒙家、法官、导师等多重身份，拥有至高无上的威权，成为强权意志的象征。敏感的苏童自然极易感受到历史和现实中的父辈的威力和束缚，“审父”也成为苏童早期建构的小说的重要主题。苏童笔下没有鲁迅“我们应该怎样做父亲”的理性分析和“救救孩子”的震撼人心的呐喊，也不像巴金对封建大家庭的儿子们是继续做牺牲品还是努力挣开枷锁大胆叛逆作细腻地描绘，甚至也不同于他的同路人余华醉心指认父亲对儿子的无情戕害、残酷杀戮的罪恶，苏童小说中儿子对父亲的抗拒表现为宿命般的逃亡。在《1934年的逃亡》中，苏童抒写了儿子竭力摆脱丑父阴影的精神逃亡，“我当时被影子追踪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慌乱使我抱头逃窜。我像父亲。我一路奔跑经过夜色迷离的城市，父亲的影子在后面呼啸着追踪我，那是一种超于物态的静力的追踪。我懂得，我的那次奔跑是一种逃亡”。也许是父亲笼罩在“我”身上的雾障过于浓厚，“我”甚至缺乏面对父亲的勇气而只能拼命地逃亡；之后的许多小说父与子开始直接正面对话，“审父”又从另一层次展开。在小说《把你的脚捆起来》中，儿子一鸣和父亲正面发生了冲突。一鸣的双脚总是处于某种不安定的状态中，一鸣的父亲厌恶甚至仇视儿子走个不停的双脚，以至于一鸣在梦中总梦到父亲要用绳子捆住他的双脚，即使父亲死后，他也未能逃离父亲亡灵的威逼。苏童在另一部小说《驯子记》中却干脆把“审父”和“驯子”结合在一起，使两种主客体完全对立的行为化为相辅相成的两方面。马俊不恪守父教，在盲父马恒大看来真是大逆不道，一掌下去，使得作为陪酒员的马俊酒量大降而威风扫地；当父亲走向死亡，马俊终于可以真正逃亡了，马恒大却要求与儿子同归于尽希望在死后继续教育儿子，马俊的一切努力和挣扎都是徒然。父亲在苏童笔下已成为强权意志的象征，儿子试图去摆脱他但又必须臣服于他，这就说明人们已经开始拒绝和对抗传统观念和准则，但是传统意识对人制约太深以至于人们无以实现彻底的逃亡。
二、人性堕落的化身
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给予父王最热情的赞美，认为父王是最理想的人的典范，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在中国的传统文学和文化心理中，父亲也通常被赋予传奇色彩和神圣光辉，是阳刚之美的化身和顶天立地的英雄。“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并激化了“父与子”的冲突，父亲作为旧秩序的代表受到儿子的怀疑和否定，父亲身上笼罩的神圣光环被撕得支离破碎；五、六十年代的作品， 父亲作为地主、特务的代表被阶级革命彻底打倒，父亲身上的阶级性或政治本质常常遮蔽了形象本身的“父”性；八十年代“父亲成了一种必欲排除而后快的精神魔障”②，父辈们的人性的退隐和精神的堕落导致了强烈的“弑父意识”。苏童更是深刻洞察父辈的丑恶，“弑父情结”成为他一段时期创作的心理驱动 。他精心构织“枫杨树”、“香椿树”等系列小说，赤裸裸地叙写了一群丧失理性、淫荡堕落的父亲：耽于酒色、凶狠霸道的陈文治（《1934年的逃亡》；醉心纵欲、浪荡无为的幺叔（《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醉心报复、变态纵欲的恶霸枭雄五龙（《米》）……苏童把父辈们的堕落野蛮、残忍丑陋的生命状态夸张和渲染，企图把父辈的荣誉一扫而光从而达到审判甚至颠覆父亲的目的。在《罂粟之家》中，父亲们实际上成为人性的堕落的化身。在弥漫着强烈的罂粟花薰香的村庄，地主刘老侠一家也在极度泛滥的欲火中吟唱着最后的罪恶挽歌：城里的小妓女翠花花被刘老侠带到枫杨树村庄，后来被作为寿礼送给刘老太爷，而老太爷还未暴毙时刘老侠就和她在野地里苟合；翠花花不仅像皮球一样被刘家的男人传来递去、拍来打去，同时还和被东家称为“狗”的长工陈茂多年有染，他（她）们在无情的偷性中发泄着动物般强烈的兽欲；后来成为农会主席的陈茂命运发生改变却换不了他的血液，他又强暴了刘老侠的女儿刘素子，也招致了他的亲生儿子沉草的枪杀。沉草杀父是一个让人感到震颤的场景，也把“弑父意识”转化为实际的暴力行为从而推升到极端。
三、生命残缺的预示
在人类的繁衍和成长过程中，一些生命或者带着缺憾来到人间，或者由于后天的因素造成生理或心理的缺陷；残缺是生命进化的必然产物，是生命的特殊组成部分，自然也应该成为文学的基本内容之一。敏感的苏童似乎更喜欢纵情舞蹈生命的残缺与丑恶，小说中的众多的父亲们就是他笔下开放的一朵朵“恶之花”。在他的小说世界中，父亲们大多丧失人性、堕落丑恶，甚至本身就是明显的生理或心理残疾者，诸如：瞎子、瘫子、瘸子、断臂者、白痴、疯子、性欲狂、性无能者、虐待狂、偏执者、窥视癖者、臆想症者等等。苏童给我们提供的无论是身体残疾的或者相对健全的父亲精神都趋于畸形，这些生命只能让人感到深深的厌恶和绝望。
正是由于作为养育者、启蒙者的父亲的生命残缺，他们的后代必然呈现出先天或后天的畸形状态。垄断枫杨树乡村美女的大财主陈文治虽然享用白玉瓷罐中由少男少女精血而制的绝药，但是后代却是头颅异常柔软的畸形儿；刘老侠的前四个孩子像鱼似的没有腿与手臂，却有着剑形摆尾，和老太爷的姨太太苟合收获的演义虽活了下来却是个白痴；充满强烈的复仇欲、占有欲的五龙已经失去了人本应有的信任和亲情，这直接导致了儿子的残忍与自私，甚至在五龙死后还从他嘴里掏走了唯一安慰他灵魂的金牙；老舒偷情不仅像猫一样爬到楼上，甚至在被他绑住手脚的儿子舒农的身边，难怪畏畏葸葸、喜欢窥视的舒农选择放火后自己跳楼（《舒家兄弟》）。《1934年的逃亡》中陈宝年和狗崽的选择和归宿，更是毫不遮掩地向人们揭示父子残缺的生命历程。陈宝年抛妻弃子来到城市，在小瞎子的帮助和怂恿下，对金钱和女人的欲望疯狂滋长，直至最后遭到小瞎子的暗害；十五岁的狗崽追随父亲来到父亲的竹器铺，小瞎子也成了他生命的引路人和操纵者，不久被小瞎子所构织的黑色的人生曲线紧紧缠住，使自己过早地悬在女人的轨迹点上而腾空。狗崽喊着“我找我爹”，但爹却不能保障儿子的健康生活更不是儿子追求崇高精神的导师，也就注定了狗崽没有等到成人就断送了生命。当父亲们的罪恶孕育出畸形怪胎，当父亲们的病态在儿子们身上膨胀发展时，就预示了生命日益残缺和退化，预示了生命力的逐渐萎缩与消亡。
苏童不断变换叙述身份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去审视父亲，“心理上的本能抗拒以及由内在恐惧所衍发的文化防卫机制”使他在作品中一方面对父亲作“审丑化处理”③，一方面对于脆弱无能、逐渐萎缩的儿子被父亲决定支配也不无忧虑和否定；他抛弃了人类应该具有的悲悯的情怀而没有施舍一点善意于父亲，而试图“弑父”的儿子们也不仅难以“告别丑陋的父亲们”④，甚至退化为根本连父亲也不如的生物。在对父亲的审视中，苏童以“先锋们”的叛逆精神重构了父亲的寓言，不过也因找不到生命拯救的途径而留下深深的遗憾。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王昕（1973－ ），河北省邯郸学院武安分院讲师，文学硕士。
①彭爱华：《近十年余华研究述评》，《宜宾学院学报》，2006，（4）。
②③杨经建：《论中国当代文学的“审父”母题》，《文艺评论》，2005，（5）。
④郜元宝：《告别丑陋的父亲们》，《钟山》，19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