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解读《黄鹂》的象征意蕴
作者：姬杰峰
摘要：《黄鹂》的象征意义可以从多方面解读，而从现当代文学史的角度来解读全文，或许是一种新的视角。
《黄鹂》是孙犁于一九六二年四月将近五十岁时写的可视为具有转折性标志的名篇，在作品中，作者采用隐喻象征的手法，用“黄鹂”的四个生存环境、五种生存状态的描绘曲折象征文学乃至文艺的生存发展同社会历史环境的关系，而对这一象征意义的延伸类比理解则是多种多样的。表面上看，它可以象征一切美好事物的生存同周围环境的关系，也可以象征人物（包括作家）的生存发展同社会环境的关系。推而广之地理解，它可以象征社会的和谐发展，象征生态环境，象征文学创作中典型性格同典型环境的关系等等。所有这些我认为最主要的象征意义是象征文学创作同社会历史环境的关系，理由如下：
首先作家写作此文的时间恰好是中国文艺界正在开展题材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时候，他用形象化的手法回答了关于文学要表现一切美的事物的根本问题，既然是文学作品当然不等同于理论阐释，于是最好的委婉表达手法就是象征。其次本文写于一九六二年四月，可直至十七年后的一九七九年作者才将其发表，并于同年收入其散文集《晚华集》中，当时不发表间隔十七年才发表，其中作者对本文象征意义及那个时代文学作品普遍命运的隐忧非常耐人寻味。再次，作品的题目是《黄鹂》，却在第二个场面中除写了黄鹂在青岛杨树林的遭遇外，还特地描写了海鸥在海面上令人愤怒的遭遇，这绝非闲笔，但这一段同描写黄鹂并没有直接关系。其用意何在？值得思考。最后，全文最后一句“这正是在艺术上不容易遇到的一种境界”，显然，虽只是作者信手拈来的一句，却包含作者对他亲身经历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经典总结，对文艺创作客观规律、文学与社会关系的精确把握。因此，从象征的角度解读全文，更能理解作者的真实意图和良苦用心。
文章第一段写作者童年“很迷恋过一阵捕捉鸟儿的勾当”，“这种鸟儿在我的家乡很少见”，这种鸟儿非同凡响。其实这里叙述的是作者早年在家乡喜欢文学，更向往新文学，但条件所限，追求无果。接下来是全文的第一幅画面——在阜平山村，这时的黄鹂是抗战文艺的象征。尽管自然环境恶劣，但人文环境极好，特别是根据地军民团结御侮，争取民族解放的高昂斗志深深吸引了他，于是“在茅屋后面或是山脚下的丛林里，我听到了黄鹂尖厉的富有召唤性和启发性的啼叫”，孙犁自己在《我的文学生涯》中说：“现在想来，那时的写作，真正是一种心情纵意，得心应手，既没有干涉，也没有限制，更没有私心杂念的非常愉快的工作”（《晚华集》第100页），这是文艺创作的美好时期。作者对这一阶段的生活是难忘的，他自己说：“我经历了美好的极致，那就是抗日战争”（《文学和生活的路·书林秋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接着对黄鹂形象惊鸿一瞥式的描绘，却是对抗战文艺的进步性和局限性作了科学、清醒的总结和反思。
“因为职业的关系，对于美的事物的追求”，“有时简直近于一种狂热”，这一句其实是作者创作主张、美学理想的直接表述，他认为“文学是追求真善美的，宣扬真善美的”，“我就感到文艺这个东西，应该是为人生的，应该使生活美好、进步、幸福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作艺术方面的努力”（同上）。他的前期作品充分体现了作者的这一主张。
第二幅画面——在青岛的杨树林。当时自然环境极美，而人文环境却令人担忧，当时的作家恰如黄鹂时时担忧着自身的命运。这时的黄鹂象征的是解放后十七年的文学。“两只黄鹂飞来了”暗指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两支文艺队伍在北京会师了，当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甚至有些近于荒凉，而广大文艺工作者看到了新中国的希望。“它们好像喜爱这里的林木深密幽静，也好像是要在这里产卵孵雏，并不匆匆离开，大有在这里安家落户的意思。”接着文章写了作者的欣喜、追寻和担忧，直至老史同志出现。熟悉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解放后两年的文艺创作新气象很快被整风运动、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等政治运动所取代，这期间先是批判电影《武训传》，接着批胡适的《红楼梦》研究，广大文艺工作者忧心忡忡，不寒而栗，作者也“在树林中徘徊着，仰望着……但总也找不到它们的窠巢所在”，作者担忧它们“是怎样安排自己的住室和产房的呢？”这时的文艺陷入了“左”倾路线的束缚之下，在艰难曲折地蹒跚而行。一九五五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大批判更是酿成历时二十五年的大冤案，此案共触及两千一百多人，逮捕九十二人，隔离二十六人，停职反省七十三人，胡风被判刑十四年，这里就暗指老史同志拿着猎枪，用政治斗争来粗暴干涉文艺问题，虽听从劝告无意伤害，但黄鹂被吓得“一去不返”了。
同样是在青岛海边，作者为了达到用作品象征当代文学史的写作目的，特意加上戴皮帽的中年人射杀海鸥的场面描写，这个场面描写象征的是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六年这十年的文艺发展现状。前者的老史同志虽手拿猎枪，却无明显恶意，也无明显恶果，且能听从劝告，而这里的中年人却是有意为之，且后果令人愤怒。这十年中，首先是反右派斗争，接着扩大化，全国共划右派五十五万人，也有不少人被开除党籍、降职处分，在全国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对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及其代表人物作了错误、过火的批判，直至一九六六年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粉墨登场，演出了十年“文革”的丑剧。
“文革”前十七年，江青、林彪、康生之流正如戴皮帽的中年人同他的女朋友一样，狼狈为奸，沆瀣一气，疯狂对“黄鹂”、“海鸥”射击，在文艺界大搞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全盘否定、贬黜、禁止绝大多数优秀文学，残酷迫害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当代文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凋零景象。从此“再也听不到那种清脆的叫声”，以至“渐渐把它们忘掉了”。
第三幅画面——在鸟市，这里自然环境恶劣，人文环境更是残酷。那是“抓革命，促生产”的年代，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时代。这一段描写象征着“文革”十年的文艺发展状况。这十年是中国文学史上最黑暗和最惨痛的一页，林彪、“四人帮”不仅编造各种谎言，诬陷和诋毁革命文艺，而且以灭绝人性的手段，凌辱和血洗文艺队伍，作家艺术家被他们装在笼子里戴上“臭老九”“汉奸特务”“牛鬼蛇神”的帽子，受到批斗、劳改、监禁和杀害。文艺在“三突出”、“主题先行”的恶劣名义下沦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在一九七九年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所宣读的《为被林彪、“四人帮”迫害逝世和身后遭受诬陷的作家艺术家们致哀》中列举的被迫害致死的文艺家有近二百人，全国文艺作品仅剩有八个样板戏和浩然的作品。所以作者说，我只“觉得它的焦黄的羽毛，它的嘴眼和爪子，都带有一种凄惨的神气”，“这种鸟儿是不能饲养的，它不久会被折磨得死去”。
第四幅画面——在江南，作者由于对残酷斗争的年代深有体会，不忍回顾，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再想起黄鹂”。新的春天到来的时候，在美丽的太湖，在江南，作者才理解了“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两句文章的好处。其实这是作者对文艺“双百”方针的肯定。这期间，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一九七七恢复高考，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展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推翻“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文艺黑线专政论”，一九七九年十月，又召开了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明确了文艺发展的方向，中国当代文学从此走上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这一段作者用比喻、排比、对偶等修辞手法，边说理边抒情，虚写黄鹂，反复强调天地自然的和谐共生。既是推而广之揭示主题，又是作者对一生不变的美学理想的充分肯定。这一段象征着作者憧憬的文艺发展的新时代。
此外，本文副标题是“病期琐事”，人们不禁会问作者在养病期间有什么“琐事”可记？这与黄鹂又有何关系？其实这是有深意的，从第四自然段开始直至在鸟市上作者亲眼目睹心爱的黄鹂被枪杀、被出卖的惨状，作者花大量篇幅描述黄鹂及其它鸟儿（如海鸥）在现实生活中被人骚扰、残杀、捕捉、玩弄于股掌的悲惨遭遇。作者对黄鹂的欣赏、关怀和怜爱，与老史的无聊，中年人的残忍，卖鸟老头的冷漠，形成十分鲜明的反差，这些人对待生灵的态度，不也正是另一种精神上的“病期”吗？如果说作者之病在于身体的话，那么，这些人的病则在人性的麻木和良知的泯灭。这是一种比身体上的病痛更需要疗救的民族心理的疾患，这里充分体现了作者对于美的本质在于善的深刻理解。这个副标题也是颇有深意的。
总之，站在象征的角度来阐释理解全文，可能提供了一种理解的新的视角，也许更接近于作者的本意吧！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姬杰峰，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和文艺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