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欲望的重新书写
作者：孙 谦
摘要：新生代作家作为1990年代文学创作的主力军，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剖析了新生代文本中呈现的身体欲望，发现其关于身体的叙事既构成了人性探索与文学表达的基点，又恢复了文学与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从而预示了一个新的审美时代的到来。
回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学，新生代那种激进的反传统的写作姿态与断裂式的宣言以及多样性、复杂性、欲望化的叙事景观，使得新生代小说成为当代文坛尖锐、敏感而独特的存在，一直被视为“另类”，受到“刮目相看”。新生代的创作或许是招致文坛争议、批评最多的一种创作现象。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相比，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学重心已日渐摆脱非文学因素，转移至作家的个人情感与私人体验。欲望的彰显与弥漫则成为新生代文本的显著特征，针对新生代小说中过于泛滥的欲望描写，有人将其写作命名为“集体失明的性状态”抑或是“欲望造就的平面化写作”，但在诸多充满感情与经验性的文字背后，人们是否忽略了新生代小说文本中隐含的某种为人所察而不觉的价值重构与意义发现？本文试图以新生代小说中的欲望作为主题话语，从欲望的个人化叙述、欲望的指向以及作为意义敞亮的欲望三个维度加以分析。
在中国的文化中，欲望长期以来是一个被遮蔽的话题。这一方面是文化使然，从孔子的“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到孟子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及宋明理学中的“存天理、灭人欲”，这一系列的经典语录，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对人的欲望的异化与阉割。八十年代文学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小说，对人的生存价值的思考要么立足于“文革”给人造成的精神戕害的控诉，要么以一种强烈的重建历史主体的乌托邦冲动，去寻求人的原始生命强力与民族生存之根，从而使“人”的真正意义上的建构陷入政治言说的怪圈与虚无的文化之旅之中。曾几何时被启蒙热切呼唤的“欲望”终于在一九九〇年浮出水面，流淌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作为继先锋派之后的新生代小说家除了将前者的文本形式操练融入自己的小说中之外，更以敏锐的笔触捕捉到九十年代欲望的复苏。他们以欲望杂然纷呈参与了世纪末的欲望化狂欢。在何顿的小说如《生活无罪》《不谈艺术》《荒原之旅》中，欲望记录了原生态的生活故事，见证了欲望中人性的沉沦与变迁；林白、陈染等人的小说中的欲望更多的是与女性身体、女性自我意识联系在一起的，她们关于欲望的个性化叙述不仅是确认女性生存的表达策略，亦是对男权文化的抗争与突围，她们的写作构成了九十年代最具特色的文化记忆；毕飞宇小说，如《青衣》《玉米》《玉秀》中，欲望往往将主人公置于孤注一掷的境地，成为个人对抗现实存在的潜在力量。在新生代小说中，多重面相的欲望化书写不再与启蒙理性、宏大话语纠缠在一起，它本身就构成文本叙述动力与目的。在《自己的故事》中，正是欲望的自行滑动与漂移引导了作家的叙述。主人公的妻子收到一个匿名电话，但叙述者并不准备讲述一个婚外恋的故事，而是叙述了自己和同事刘红在一起的情景，在一场婚外恋即将开始之际，叙述却又过渡到“我”和妻子的对话。在对话中，主人公完成了妻子出轨的想象。在文本中，欲望隐藏在生命的每一个细微处，游移于不同的生活场景。欲望成为现实与梦境、真实与虚幻的链接点。正如M·schdar在《资本主义未来》中论及的“这是一场系统的冲动造反，是人身上一切晦暗的、欲求的本能反抗精神诸神的革命，感性的冲动脱离了精神的整体情愫。”①九十年代群体本位文化向个体本位文化的位移，实则表征了伦理型文化向身体型文化的变迁。新生代小说文本对人欲望的关注，既注重了欲望作为人性探索与文学表达的基点，又恢复了文学与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暗含了对人的本体论的重大修改，从而打破了中国文化传统“一元化”的局限。
纵观新生代小说文本，我们发现作家关于欲望书写的资源，不再仅仅依赖于传统或西方，更多的源于他们对丰富驳杂的生活的体验。欲望的恣意狂欢与肉身的轻盈飞扬，的确使得新生代文本轻盈有余，厚重不足。但值得我们惊喜的是，与大多数新生代小说家聚焦于原生态的欲望不同， 鬼子、东西、北村等作家对粗粝、朴拙的原生态生活，具有相当深刻的穿透力，他们的小说散发着原生真实的生活气息，传达出尖锐而疼痛的生命体验，进而由此折射出个体精神与当下生活之间构成的巨大张力。生命体验的精神化与精神体验的生命化，这种生命与精神的互相渗透成为其创作的精神圭臬。我们可以在鬼子的《上午打瞌睡的女孩》、东西的《耳光响亮》《肚子的记忆》等文本中窥见一斑。这两部小说同样显示出欲望对人的俘获，但与此同时，欲望又是与人此刻的生存境遇相联系的。因此，在鬼子、东西、北村的小说中欲望已超越了能指层面，而楔入了存在的真实。鬼子小说中欲望化的生活场景不再是肆意流淌的，而是被作家处理成一种悬置性的背景。欲望不再是“在场”的叙事，它总是与冥冥之中的悲剧发生着关联。而这些悲剧在文本的深层维度上指向了人类关于苦难的记忆。《上午打瞌睡的女孩》表面看是关于性与下岗的小说。因下岗而生活拮据的女工程师偷了一块肉导致丈夫出走。母女俩的生活陷入恐慌，母亲和女儿对变心丈夫的寻找，则使女儿与母亲遁入更大的不幸。从传统现实主义观点看，这无疑是一部典型的批判现实主义之作。但小说将欲望表现为人对不可预测的厄运的承受力。父亲在物欲的引诱下成为欲望的俘虏，对个人欲望的追逐完全淹没了传统的家庭伦理和社会责任，而对于女儿寒露而言，她所遭遇的性经历是猝不及防而又令人心痛的。小说将人的欲望处理成人物命运变化的因子，并不断显示它作为小说情节的驱动力。文本在对人的欲望的执拗推进中，彰显出人类生活中必然经历的厄运及人的巨大承载力。从《目光愈拉愈长》《肚子的记忆》到《把嘴角挂在耳朵》，东西似乎格外青睐人身体上的某些器官，他小说的叙述力量来自他对变形、扭曲生活的真切感受。《肚子的记忆》中，文本将饥饿这种人的记忆与人类本能欲望联系起来，从而产生了一种神奇的叙述张力。王小肯因暴食而失忆、因失忆而暴食，历史在这种循环中转化成生理的记忆。在这个虚构的世界里，王小肯的病引发出一系列人物事件。文本中，东西将委顿的欲望、无望的挣扎归诸扭曲的生理记忆，从而使文本在充满荒诞色彩的书写中指涉出人类生存中无法超越的苦难。因此，在他们的文本中，欲望不仅是叙述的能指链，更是人的心灵与生存的隐喻性指涉，关于欲望重新叙述的可能性由此获得新的延伸。
新生代小说家的文本大都以欲望作为小说的叙述基点，在对欲望的张扬与叙述中展现现代社会中青年人的生活形态与价值观念，从而揭示出传统道德在中心价值解体时代的苍白与无力。但透过韩东的《障碍》、朱文的《五毛钱的旅程》《单眼皮、双眼皮》《吃了一只苍蝇》、邱华栋的《生活之恶》、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等小说文本，我们发现作家关于欲望的书写，既隐喻着传统与现代两种价值观念的缠绕与对抗，又在普遍的人性意义上触及到人类真实而不无怪诞的生存境遇。不过这种形而上的追问，已不同于先锋小说受西方理论的影响而表现出的对性、死亡、暴力等的迷恋。新生代小说家将形式技巧叠入故事构造之中，他们常常以自己的生命体验，描绘出现代社会人类所面临的难以摆脱的生存困惑与无奈。并且，他们的小说通过捕捉欲望与生活之间存在的无形张力，折射出富有哲理的生命意味，这无疑是一次意义的“敞亮”。韩东的《障碍》中：“我”（石林）因为朱浩的女友王玉的出现，与朱浩之间的友谊产生了障碍；同时也因为朱浩的缘故，“我”和王玉之间的爱情受到抑制。王玉作为“朋友的女友”这一特殊身份，使得“我”（石林）与王玉之间的爱情成为幻景。对欲望的追逐似乎才是小说中人物的生存指向。实际上，王玉的特殊身份隐含的某种伦理观念所形成的障碍，才是横亘在三人之间的一种真实性存在。因此在欲望的表层下，人物之间其实是互为障碍的，那种潜隐的伦理与情感的障碍无处不在。不难看出，小说中人物的生存处境充满了难以言说的尴尬与焦虑，以至于所有关于恋爱的感觉都在这种壁障中成为痛苦的煎熬。因此《障碍》并不像有些人评论的那样，是情欲的泛滥或友情的反讽，而是在富于戏剧性的人际关系的演绎中，揭示出“他人即地狱”的存在主义哲理。朱文的《五毛钱的旅程》也是一篇耐人寻味的小说。一辆中巴车上，司机、售票员、乘客之间围绕着是否多收了五毛钱而展开无休止的争论，这是小丁的旅行；小丁在电话里向妻子描述自己的旅行，以及妻子陈青同别人的偷情，都是不同意义上的“旅行”。小说将各种旅行环环相扣交织在一起。车上的旅行产生了小丁的倾诉，而电话的倾诉又将陈青的欲望之旅连接起来。文本中“旅行”的意味既不是单纯地指小丁多收了五毛钱的空间旅行，也不仅仅在于对陈青身体欲望的书写，而是强调了“旅行”作为时间链条上的一点，它所包容的丰富而复杂的意味。小说通过对日常生活中琐碎无聊的事件叙述，有力地凸显出“此在”的意义，这无疑消解了传统意义上重视时间连续性的叙事观，且流露出对当下生命体验的敬畏，因此这也可以说是朱文关于人的存在意义的一次新的发现。
新生代小说家对身体、欲望的关注，昭示出文学写作内容的变化，预示了一个新的审美时代的到来。但同时，我们也不可忽略新生代小说文本中存在的泛性化倾向。有些文本表现出身体、欲望对人的日常生活的全面侵占，缺乏一种人性建构的意义指向，这从一定意义上暴露了写作者想象力的贫瘠，亦消退了文本的叙事伦理色彩。叙事伦理学不是关于生命感觉与道德理念的书写，而是在个人的经历中探究一个人的生命感觉曾经怎样和可能怎样。写一部小说在某种意义上则意味着把人的这种生命感觉推向一种极致。当文学叙事过分沉溺于欲望细节的描绘时，这种经过几代人的探索建构起来的身体伦理的修辞学势必会陷入肉体乌托邦，这其实是另类意义上的“身体专制”，因此新生代小说只有将这种欲望化的文本进行人性意义上的超越，才能真正标识出九十年代文学的精神向度。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孙谦，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
①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Ｐ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