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试从太阳意象看艾青与屈原的契合与差异
作者：陈富志
摘要：本文从太阳意象的角度对艾青与屈原这两位相距千年、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形态的伟大诗人作一比较，讨论其存在的契合与差异，指出这种契合是诗人价值取向与历史发展趋势必然性的共同要求，而差异的存在和其自身的出身有很大关系。
中国文学史中，不同的诗歌意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能会发生意象内涵的迁移，随时代的发展赋予它新的内涵。而有些意象，则承载着千年中国文化传统心理积淀，始终表达着特定的内涵与象征意义，例如太阳意象就是如此。太阳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是万物生长的根本，给人以温暖与光明，其形象早在诗经时代就出现在诗歌之中。正是由于太阳意象内涵的固定，象征着人类对光明的渴望和美好的向往，所以千百年来成为诗人表情达意时所首选的入诗意象。屈原与艾青正是如此。
屈原辞赋里，隐藏着一个太阳，它是屈原对于光明崇拜的折射。艾青的诗歌里，形成以太阳为中心的诗歌意象系统，表达着作者对光明的渴盼。在屈原的时代，诗人本来就稀如晨星，能与之媲美的诗人则根本没有，更谈不上能在诗歌中集中把太阳意象纳入自己的诗作中了。同样，在艾青所处的时代，诗歌中密集地反复地出现太阳意象、并形成太阳意象系统的诗人也几乎没有。唐弢认为，“鲁迅喜欢月亮，我以为世界上歌颂太阳次数之多，没有一个人超过艾青。”①艾青与屈原均不约而同地选择“太阳”意象入诗且大量密集运用，这种极其相似的契合，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两人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具有极强的相似性。屈原所处的战国时代是一个战事频繁、社会动荡的历史转型期。楚国国势衰微，矛盾重重：内部争权夺利，小人受宠，忠臣被斥；外部诸侯纷争，强秦似虎，心存不轨。风雨飘摇中的楚国随时都会土崩瓦解。艾青在“五四”时期刚好九岁，青少年经历过军阀混战，在诗歌创作高峰时期又恰恰是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战时期和历史转型的解放战争时期。因而两人都处于光明与黑暗、和平与战争、幸福与苦难、生存与死亡的十字路口。
其次，按照陈思和先生的“战争文化心理”之论②，在战争频繁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两人都不可避免地具有战争文化心理，而这种战争文化心理又导致两位诗人对于战争状态下和战后社会形态体系构建方面进行深刻的思考和探索。无论是对于战国时代的屈原还是抗战时期的艾青来讲，战争的因素已经深深地锲入两人的意识结构中，影响着他们的思维形态和思维方式。战争文化心理影响下，两人比任何时代的诗人都更加渴望构建心中理想的社会体系。这时历史何去何从尚不明确，没有人能看清国家的前途是什么，它只是提供了一大堆尖锐对立的矛盾和混乱不堪可供选择的线索。所以，在相似的社会大变革背景之下，屈原与艾青这两位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的诗人，都会做出自己明确的选择，并以百倍的努力和积极的姿态参与对历史的重新构建。屈原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执着地探索“美政”理想。而艾青则认为，“作家是一个民族或一个阶级的感觉器官……它们（指作品）的目的或是使自己的民族或阶级给自己以省察，或是从心理上增加战胜敌人的力量。”③正是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驱使，使屈原和艾青都以一颗极其敏感的爱国忧民赤子之心共同选择了太阳意象。
其三，屈原与艾青选择太阳意象的契合，恰好验证了经验主义哲学思想。经验主义哲学家洛克认为，经验分为外部经验与内部经验，外部经验来自于人的感觉，而内部经验则主要是心灵反省其自身内部的结果。太阳本身就是具有强烈刺激人们感官的天体，能驱走寒冷和黑暗，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明，是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象征意象。屈原与艾青都有“适当的器官，来接受光和火在视觉和触觉上所引起的强烈印象，接受火和光的观念，使人向往光明和温暖”④。这种外部的经验与其所处的黑暗、转型、动荡的时代产生激烈的冲突，从而使屈原和艾青内心渴望光明与理想社会。这种渴求与外部感官经验达到一致的契合，使两位诗人就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太阳意象入诗。
其四，屈原与艾青选择太阳意象的契合，还表现在对于所选择的太阳意象有着惊人的相似的歌颂方式。正是借助于这种歌颂方式，来表达他们各自的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萧兵通过对《离骚》结构“三次飞行”、“四次对话”的分析研究，得出如下结论，“从整个《离骚》的神游可以看出它的目标是向‘光明’，指向太阳及太阳出没盘桓之地”⑤，并对太阳进行热情的歌颂。而艾青在诗中对太阳是基督教徒般的虔诚和满腔热情的欢呼，向着太阳——自己的理想之地飞翔，“让我们以最高的速度飞翔吧／让我们以大无畏的精神飞翔吧／让我们从今天出发飞向明天／……让我们从地球出发／飞向太阳……”⑥可见，两位不同时代的诗人都将太阳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对太阳有一种精神上的皈依情结 ，其共同的社会价值取向都是渴望光明，向往清明的政治、国家的昌盛、人民的富裕。
正是由此，两人都表现出对太阳由衷的赞美。他们都酣畅淋漓地描绘太阳来临时的气贯长虹的场面：在屈原的《东君》里是“暾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抚余马兮安驱，夜皎皎兮既明。驾龙舟兮乘雷，载云旗兮委蛇。”⑦而迎日仪式更是热烈不同凡响，载歌载舞，鼓箫齐鸣，“癘瑟兮交鼓，箫锺兮瑶簴。 鸣篪兮吹竽，思灵保兮贤姱，癙飞兮翠曾，展诗兮会舞。 应律兮合节，灵之来兮蔽日。”⑧艾青的迎日仪式同样壮观非凡，“从远古的墓茔／从黑暗的年代／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边／震惊沉睡的山脉 ／ 若飞旋于沙丘之上 ／ 太阳向我滚来……”⑨两位诗人的笔下，太阳都具有嫉恶如仇的精神。屈原是用“举长矢兮射天狼”来形容太阳的战斗精神，艾青则用“火把的烈焰／赶走了黑夜”，“它要扇起使黑夜发抖的叛乱”⑩，“只有经过漫长的黑夜／才能喷涌出火红的太阳”[11]来表达太阳来临之后彻底战胜黑暗的精神。
实际上，太阳意象选择的契合也不只停留在热情的赞美上，更在于两位诗人都在太阳意象中寄托了他们的追求及美好理想，这也就从更深层次上表明两位诗人契合的根本原因。对太阳的无限向往就是对光明的渴求，而这种渴求在历史转型、动荡的年代，则表明他们对人类历史走向进步的一种美好期待。换言之，他们对太阳的向往和崇敬，都寄托着他们积极向上的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
屈原在《离骚》中之所以有三次向着太阳飞行，就在于他对楚国现状的强烈不满，要上下求索“美政”理想。面对危机四伏的楚国，他多次进谏楚王，结果却是“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疾怒”[12]。为了实现心中的“美政”理想，他上下奔波，培植新秀，“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13]。但最终新秀都以变节而宣告失败，“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各种打击使得屈原无望地向太阳飞行，飞行的目的不是离开楚国，而是在幻想中追求“美政”，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屈原所希冀的“悬圃”、“瑶台”、“天津”、“西极”既是太阳出没的盘桓之地，也是屈原心目中的“美政”之所在，是其社会理想无所皈依之后的精神家园。
而艾青的太阳意象同样寄托着构建理想社会的强烈愿望。“光在召唤我们前进／光在鼓舞我们／激励我们／光给我们送来新时代的黎明”[14]，这个“新时代”就是艾青所向往的理想社会。而且，新时代“像太阳一样鼓舞我的心／在天边带着沉重的轰响／带着暴风雨似的狂啸／隆隆滚碾而来”[15]。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我愿意交付出我的生命／交付给它／从我的肉体直到我的灵魂”[16]，愿意献身于“新时代”，“甚至想仰卧在地面上／让它的脚像马蹄一样踩过我的胸膛”[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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