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革命经典的复苏及其因果
作者：潘永辉
摘要：在文人文化、市民文化席卷天下的大势中，革命文化的重新崛起，提示着中国文化版图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有着反思社会与回归传统的双重意义。
主流学者们告别革命的声音尚未完全落下去，人们却发现，以革命经典改编或以革命为题材新创作的影视作品忽然重新多了起来。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反讽。让我们约略举例：《林海雪原》《小兵张嘎》《野火春风斗古城》《铁道游击队》《沙家浜》《红色娘子军》《烈火金钢》《敌后武工队》《吕梁英雄传》《一双绣花鞋》《双枪老太婆》《冰山上的来客》《苍茫天山》《毛泽东去安源》《延安颂》《长征》……在文人文化、市民文化席卷天下的大势中，“革命文化”的重新崛起，提示着中国文化版图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有着反思社会与回归传统的双重意义。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从表层原因看，与近几年尤其是二〇〇三年以来中国政治操作的策略性调整有关，与某些有重大意义的政治纪念日有关。但表层原因受深层原因的支配，从深层原因看，我认为可以归结为三大方面：
首先，是当前中国社会形势使然。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权力的重新分配，使强弱、官民、富贫、贵贱的对立格局重新形成，广大老百姓与左派知识分子发现，原来革命经典里说过的很多事情就发生在现实当中，原来一度让人厌烦的革命经典并未死去，原来革命并不遥远。于是，曾被文人文化与市民文化驱赶到了精神边缘的革命意识悄然复苏，人们有了重新阅读、反思革命经典的需要与兴趣。这样，革命经典又在不经意间走向前台，并与更加热门的反映豪门发迹史的影视，例如《大宅门》《乔家大院》《红顶商人胡雪岩》等同台演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构成了强烈的反讽。
其次，是对文人文化（文学）的反拨。伤痕文学、反思小说（当然包括伤痕影视、反思影视）等曾经作为道德控诉者与政治审判官的形象出现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去判决某个时代，并以其绝对的话语权，占有了至少一两代读者，影响了他们的人生观与思维方式，起到了极大的瓦解革命意识的作用。然而，当中国社会在新时期出现新的问题时，人们发现，伤痕文学、反思小说不但不能提供解决社会新问题的答案，反而有可能正是造成新问题的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原因。这样，人们终于逐渐看清楚了伤痕文学、反思小说的本质：它们极有可能仅仅是一种文人文学、精英文学，表达着某些文人的视角与视野，骨子里浸淫着强烈的个人主义，并且在政治上文化上显得相当短视与浅见。伤痕文学、反思小说之后当代中国文坛的发展状况，也恰恰证明了这个判断。从“为人民服务”的沉重枷锁中解脱出来之后，文人们迅速分化：或者走上了拒绝社会、拒绝责任、陷入自我、陷入内心，乃至专注挖掘种种畸形心态的道路，最终自绝于人民；或者调侃社会，玩世不恭，误导青年，成为社会的麻烦制造者；或者委身宦海，醉心权钱，奔走豪门，成为权贵的吹鼓手。文人与人民的关系在新时期中也显得相当紧张：在工人失业、农民失地、学生失学的社会背景下，某些著名文人的书稿可以在炒作中卖出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价钱，让人们怀疑到底是文人的文化在升值还是人民的生命在贬值。总之，从伤痕文学、反思小说到今天的文化乱象，这期间有着顺理成章的历史与逻辑关系。如果一种文学、一个文人与广大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无关，它（他）又怎么能够在老百姓的精神空间中扎根落户呢？然而老百姓本能地要寻找自己的政治代表者与精神发言人，既然文人文化与市民文化不能代表他们，甚至伤害他们，便只有革命文化能成为他们的选择了。新时期革命歌曲的复兴热潮早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就已展开，革命影视在本世纪初叶也终于大规模登台，革命小说也正露出头角（例如曹征路的中篇《那儿》）。革命文化的复兴，是对漠视人民的文人文化的抗议，是对当前中国文化状况的更正，是沉默的大多数的不再沉默。
第三，是对低俗文化的反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外国（地）市民文化随着国门洞开而汹涌卷入。市民文化中当然有好的合理的因素，但其中负面因素的影响不容忽视。大量以色情、暴力、金钱为主题以及表现种种扭曲心态的文化垃圾，已经严重污染中国文化环境，造成民族精神堕落，影响社会文明健康发展。在低俗文化氛围中，孤芳自赏的文人文学自救尚且乏力，更别谈深入民间充当精神导师。惟有曾令中国老百姓耳熟能详的革命文化方可扎根大众，为大众提供正义感、责任感、集体感以及奋斗的信心，成为大众与低俗文化相抗争的精神力量。
总之，这一次革命文化的重新登场，似乎具有特别的意义。它在金钱情色、风花雪月、武侠文士、商贾权贵、才子佳人控制的文化氛围中，撕开了很大的一个口子，把一种久违的传统带回来。而且，这种传统回归的动力，似乎来自民间，来自民间对当前中国文化氛围的不满，来自民间对良好文化环境的渴望，乃至于迫使政界不得不主动表态并提供各种便利，以便让革命文化合法地登场，于是便有了近来各大电视台黄金时段纷纷播出红色影视的文化奇观。这一次政界与民间成功的互动，产生了多方面的作用：它使沉默了许多年的大多数获得了一个表达自我的出口，唤回了对某个时代的合法回忆；它使政界稍稍摆脱了许多年政治宣传无人接听的孤独，与民众达成了一次默契；它使曾一度以精神导师形象出现并暗示人民否弃革命的文人文化显示出了其脱离群众的特性，让人们看清了文人文学与人民文学的界线；它使当前几乎是势不可挡的大众文化（中的低俗文化）碰到了一个强有力的对照体与监督者，而不得不有所收敛。应该说，这是一次很好的文化建构机会。如果把握得好，可以把三十年前政治断裂造成的文化断裂接续上来，在理顺新中国文化发展脉络的基础上，继往开来，除弊兴利，建构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这对确保社会主义文化的合法性，确保新时期不因文化的分裂造成人民的分裂，有着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潘永辉，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茂名学院中文系讲师，从事哲学与文学研究，发表论文二十多篇，与人合著有《康德美学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