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林黛玉“少孤弱”身世设定的解读
作者：焦彩萍
“少孤弱”是作者为林黛玉生存身世的语言设定，该语言设置层面作者着墨不多，却是一个富集矿层，潜藏着丰富的语言文化信息。打开这一富集矿层，就会发现林黛玉性格中多种悲剧因素的诱因，让我们重新去认识这位悲剧女性的悲剧价值。小说第二回交待:林家虽系“钟鼎之家”，“书香之族”，但“支庶不盛”，“没甚亲支嫡派”。此信息显示:黛玉家族关系单纯，家境不裕，属“正途”“清贵之家”，非“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红楼巨室;与世系关系盘根错节､人口众多､宾客盘桓､酬酢频繁的“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的荣宁二府，有天壤之别。幼年生存环境的清雅､单纯和黛玉骨子里求清､求雅､求静､求独的清高幽僻个性是一脉相通的。这可视作黛玉孤僻性格形成的前原因。
林黛玉之父林如海年逾四旬，膝下“仅此一女”，“爱如珍宝”，“充小子养”，见其“聪明清秀”，教其“读书识字”，但体极怯弱，不限“功课多寡”。解读此处语言设置，我们可以获知黛玉自幼生活教育环境与她同时代的其他闺阁女性不同。从“一女”“体极怯弱”看，黛玉自幼当受父母更多的溺爱与娇宠。独宜溺，弱宜纵，天下父母大都如此，我们不能期望黛玉父母的超脱。由此推测林黛玉人生旅程中有一段娇养的､自由的､少受约束的童年，这种环境有助于她性格中率真任性､不循礼规等叛逆因子的成长。可以说黛玉因此而幸，也因此而不幸。所谓幸者，少约束，多自由;少桎梏，多性灵，性情发展顺由天性，自然浑成。这是人类最本真的生活，是古代仕子最钟情的向往，也是中国古代女性梦寐中也很难浮现的理想图景，黛玉幸运地拥有了，虽然代价是父母身后的凄凉､自我的孑然和“娇袭一身之病”。所谓不幸在于，这种性本自然的率真品格却诞生在四围高墙厚重，根本不能容纳纯真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中国封建社会，这就决定了林黛玉一生与她所生存的时代水火不容的斗争。她要“求真”，现实却是“一天卖出三个假，三天卖不出一个真”;她要实现性灵追求，现实却有重重的礼教枷锁要窒息性灵。该层语义的预设隐伏着黛玉悲剧人生的现实存在。
“爱与被爱，以及伴随其中的愉快､安全和信任，都是作为积极的人生体验和情感经历而充实人生。”①若缺失施予关爱的对象，受施予者会产生一种失落感，体验到焦虑､不安全感，甚至还会滋生愤怒､遗憾和伤感的情绪。对于幼弱者更是如此。弱者本身需要有支撑和依附的力量，尤其是童年对父母的依附，才有生存的安全感和稳定感。依附和支撑一旦被剥夺，则可能陷入绝望的境地。“父母丧”是该层语言设定提供的又一重要信息。我们先来解读“母丧”，从心理学角度看，幼弱女性的支撑和依附对象是母亲，母亲的关心呵护会减轻她们病体上的痛苦和心灵上的柔弱孤僻。母亲的逝去，则割断了这种依附支撑和护爱，形成黛玉性格中驱之不散的忧郁因子，这是历来评论者都认可的因果存在。尽管作者采用障眼法，在引子里为读者设置了一个绛珠还泪的前生姻缘，却无法在读者心里抹去忧郁是出自今生的认定。如果从“母丧”这一语义层面的设定我们仅仅读出了造成黛玉潜意识中的忧郁､成为“从秋流到冬尽，春流到夏”的泪腺之源这层意义，我们就误读了作者的苦心设置。作者为什么会无情到让他心爱的主人公雪上加霜，失去精神生活最真诚的呵护者母亲，恐怕得从社会学角度来关注。母亲角色的缺失，使黛玉缺失了最直接､最贴身的礼教教育指导者。在中国封建社会，女性尤其是贵族女性自幼养在深闺，重门深掩，不能像男子一样入馆求学､读书习业，以求闻达;又必须接受最根本的妇德､妇工､礼规礼法教育，以适应未来家庭角色的需求，其指导任务一般由母亲完成。黛玉和宝钗在信守礼教方面表现得迥然有别，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宝钗身后站着一位出身豪门巨室､深谙妇德妇规的母亲——薛姨妈。《红楼梦》第四十二回“蘅芜君兰言解疑癖”宝黛化释前嫌中透出，这位“随分从时”､“装愚守拙”､处事得体的标准闺秀､礼教完人，幼时也曾迷恋于性情之书，后来被“打”“骂”“烧”残酷地扼杀了。我们不难推测，在摧毁薛宝钗性灵根基方面薛姨妈是“功不可没”的。黛玉几岁上失掉母亲，一任性灵无人斫折，一味率性不知章规。遍览《红楼梦》，封建时代女子以“针黹纺织”为事，未见黛玉拿过针线;“女子无才便是德”，她逞才，以诗书为业。她根本不懂也没有人告诉她，“赏风吟月”､“作诗填词”不过是“一般富贵家小姐的无聊消遣和生活点缀”。母亲角色的缺失，从接受当时的世俗教育的角度来说，在黛玉的身边形成了“一个教育的真空”。正是这个教育的真空，成就和保持了黛玉的自然人格。而这一纯真的自然人格，又是成为她日后诸多烦恼痛苦的根源②，更导致她被统治集团疏离，她用生命谱写的爱情被扼杀，她在现实世界生存的失败和毁灭。“母丧”这一语言层面的设置所蕴藏的内涵是相当深刻的，它既让读者看到了黛玉个性得以舒展的环境因素，又让读者进一步体会到黛玉悲剧的深层诱因。
相对于母亲角色的缺失，父亲角色的逝去这一语言层面设置的深刻在于:黛玉在现实世界中彻底地绝了家缘，进退无据，成为无家可归的漂泊者。失去母亲后到贾府，林黛玉只是暂时慰情的栖居，而料理过父丧再回到荣国府来，她已不再是来此做客的盐课林老爷家的小姐，而是一个彻底无家可归的孤女③。中国是一个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国度，家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中心意象，是中国人生存的本位，安身立命的根据。中国古代诗人有一种恋家情结，有人称之为“游子想象”④。在中国古诗词中思家念亲的诗句俯首可拾，如“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羁旅终堪醉，相留畏晨钟”(戴叔伦)，“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柳永)，“不枉东风吹客泪，相思难表，梦魂无据，惟有归来是”(欧阳修)等。这种“游子想象”中的家不是后来形式意义上的故园故土，而是基于人伦关系的家，家中有父母､兄弟､妻子､亲朋等等类我的血脉存在。家是漂泊游子的稳定寻求，是精神守望的园地和归宿。“无家可归则成了人生中至为可怕和人皆齿冷的事”⑤。父丧后林黛玉对家的离开是不包含重返的绝离，是“东流不作西归水，落花辞条羞故林”(李白)，她此后的生存状态如落花离树､叶辞枝条，完全处于一种“被抛出”的状态。她泣残红､掩落花､咏柳絮实则是以物观己､漂泊心态的呈现。“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表面上是叹花落无踪，而实际上是哀怜自我命运的凄苦飘零。黛玉喜散不喜聚也是根植于她的失家之痛，自己是孤苦的，无附着的，不愿让他人的聚乐来触痛心底最敏感的创伤。丧失家园，寄人篱下，是林黛玉一生不能卸去的心枷，“虽说舅母家同自己家一样，到底是客边”。她一生都在追问“何以人皆有父母，有姊妹，有房有家，而我常独困于此时也?”这种向往家的焦虑､困惑､无奈缠绕着她的一生，尤其是当她用率真的天性和外界抗争惨遭失败时，对家的寻求就更加强烈，更加执著，也就更加绝望了。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那个清贵的官僚家庭，似乎没有来得及对她进行更多的阶级教养，也似乎没有来得及把那一社会给女人所规定的一切默化进她的骨血，就匆匆地逝去了，成为黛玉终生眷顾的一个背影，也成为她“移了性情”的最根本的悲剧之源。
比利时作家朗兹•海仑斯说:“人的童年提出了整个一生的问题。”从作家对黛玉童年身世孤弱的语言设定，我们读出了黛玉悲剧人格形成的丰富诱因。由此我们不能不叹服曹雪芹“贴着人物写”的真切和不露痕迹､尽藏机锋的深邃。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焦彩萍，河南省焦作高等师范专科学校讲师，河南大学在读文学硕士。
① 董奇主编:《开发人生——心理发展学》版，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100页。
②③ 张海英:《红楼梦作者对我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58页､第60页。
④ 王 正:《悟与灵感——中外文学创作理论比较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页。
⑤成 穷:《从<红楼梦>看中国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220页-第221页。